主题：我也来说几句庐山 -- kmy1810

59年庐山会议是现在青史版最火的话题，依我说，史教头和九霄的文章都很好看，还有河友黄金狮子的老帖也是不错的。

摆出这么一副和稀泥的架势，因为我很赞同这种看法：由于公开史料的严重缺乏，我们现在是无法确定庐山会议的真相的。既然大家都是根据一些相同的资料作出不同的解读，那么各家的观点都值得借鉴，何况河内的大侠们其实立场差得不是很远。

既然不奢望看清整个真相，我更感兴趣的就是看到更多的一手材料，以及大家从新角度提出的解说，求同存异应该是我们的宗旨。否则青史这里很可能就会像葡萄担心的那样，出现党争。

对于史教头提出的小问题：彭总什么时候讲出操娘的粗话，我找到以下材料：

许全兴所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写道：“他在会议初期的西北小组会上说：

“华北座谈会骂我40 天娘，现骂3 天行不行？”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不满。这种说法，肯定不会写入简报，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批判后揭发时才知道。”

“彭德怀传”中是这样说的：“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加杂有粗俗的言辞，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最后这句，应该就是指那句话了。

所以按史教头的分析，还是彭总挑衅在先。

此外我觉得吴冷西的以下回忆也很重要：

“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1958年6月29日下午，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

　　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日—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

　“在23日以前，家英和我都知道，毛主席前一段一直强调纠“左”。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乔木、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直到7月18日，毛主席还说过，欠债是要还的，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他准备同那些不愿意听别人讲缺点错误的“左派”谈谈，叫他们要听取各方意见。

　　家英指出，毛主席说，他前一天同各协作区区长（即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谈话，劝他们听各种的不同意见。但他们说，已经听了好多天了，现在主席再不出来说话，“左派”的队伍就要散了。毛主席说，看来他今天不来讲话不行了，家英说，这说明毛主席23日的讲话是受有些“左派”怂恿的。”

“28日晚，毛主席找家英和陈伯达谈话。家英很晚才回来，赶忙到我房中告诉我：毛主席同他们两人谈话时，一面批评说前一段秀才们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一面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

　　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番话。主席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当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我认为最后这段话非常关键，因为这是主席自己讲述的他那几天的心路历程－只要田家英的转述和吴冷西的记忆没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22日听说队伍要散了，主席就那么紧张呢？

1958 年5 月17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

在5 月20 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 月23 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 月23 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

最后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评彭德怀时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彭德怀）。”

所以达雅河友指出彭总倒霉是必然的也有道理，主席一直在防着他呢。

那么主席为什么要这么防着彭总呢？认为他可能分裂呢?除了49年前的恩怨，也许还有下面的因素：

在“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书中提到：

“但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军队建设上的认识并不合谐，分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二是如何安排国防建设的费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该拥有核武器，有了它，中国就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加瞩目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削减常规武器现代化所需的费用。关于军事费用，毛泽东认为它和国家行政费用一起占财政预算的30％太高，应该降为20％。但彭德怀却认为军费占30％的比例太低，有些抱怨，而且他更注重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主张大搞核武器，因为这些新武器的研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和非常多的费用。”

不知道这些话可否理解为彭总是主张中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主席也开始大谈党分裂的可能性，原因应该是敲打党内的亲苏派。

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怀为出席华沙条约国家军事会议,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又故意抬高他，说他是国际英雄。

1959年5月，苏联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援助。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批评中国人民公社的谈话。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在中苏关系接近破裂的时候，这位大使会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算得上神经大条了。

有人说，主席在解放后一直致力于清除苏联在党内的影响力，那时凡是亲苏的，最后几乎都倒霉了，这里面包括罗大将（据说他是主张改善和苏联关系的）和林元帅（元帅坚决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最后逃向的是苏联）。

彭总也许被误伤了，不过他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而高岗跟苏联关系非同一般，彭总粘上点嫌疑也就难免了。

如史教头所说，庐山会议的结局，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彭总是否亲苏，也许只是主席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也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俺也来道分割线――――――――――――――――――――――

至于庐山上彭总的指向是谁，我还是赞同史教头的看法。因为彭总在小组会上点的是

“包括毛泽东在内”－他恐怕也不会把胡服当成自己一个档次的对手（此处不考虑什么党内排名）。

庐山上最大的遗憾，其实不是毛主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发动反右，而是彭总等人作出了违心的检讨－他们应该像主席当年在四军七大后，在中央苏区被批判时那样顶住才对，无非是撤了职，把权交出去，为什么要检讨呢？

主席还是念旧的，杨尚昆回忆道：“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彭总看到这段，不知道会不会敲小杨脑袋：主席让你给我带话，你就这么贪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