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些想法开始成型，写出来大家拍砖 -- 钱二

许家屯：和平改革开始的世纪

DWNEWS.COM-- 2008年11月29日12:42:3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体，为克服各自的经济、社会存亡危机，它们都进行了和平性改革，从而探索到一条各自纠偏趋中、趋正，容异求同、大同小异、回归一体的新生之道，一条对人类实现自由民主权利平等共用，社会和谐博爱之道。一条回归以人为本，殊途同归，和平演进之道，开启了人类进入和平革命的时代。

人之初，“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章句〉。食与色，是人的自然性；食，是人的生存；色，是人的繁衍。人为了生存、繁衍，须拥有食品、生活资料及居住空间，这是人的原始权利??即天赋人权，是第一位权利。

这些，经人的劳动取得。待人口增繁，形成初始社会，产生了由谁主持劳动分工和生活资料分配问题。从而产生分配主持者和待分配者关系，社会分化开始，可能是社会不平等分配的开始。

原始人社会出现分配上的主持者和待分配者，分配者拥有分配权，出於私欲，可能是从多吃多占开始，发展到给助手以至亲近者的多吃多占，从而使原始的平等分配，发展成不平等占有，是人类社会贫富差距产生的开始。随着贫富阶层差距的不断拉大，演变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演变为“弱肉强食”式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阶层化、不平等化等日趋恶化，人类社会便演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与统治者间的掠夺，战争不断。随着国家的出现，这种关系便演变成社会的道德规范，演变成国家的法制。於是，社会贫富、尊卑合法性，矛盾化，被视为常态，延续至今。

人经过劳动获取的生存果实，是人的价值的体现，人的道德与尊严的体现。当然，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是例外，他（她）们是人类博爱相助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人的义务服务物件。个人为社会众人服务，是人类社会平等互助的自然性义务，社会和谐博爱的基础。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不能称为人性完整的人，不能获得人的尊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崇高社会法则。

人类社会分化，贫富差距阶层差距日益扩大，引致相互对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惯性，距“以人为本”愈来愈远。

人类较自觉地重新回归以人为本，肇始於中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逐步形成。这八个字俱备了，就能完整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这是人类经过漫长社会实践，付出惨重代价，从严酷教训中形成的思想，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需首先体现在人类社会地位财富平等共用，没有贫富尊卑差距，方能和谐、博爱相处。自由民主权利，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

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固然是天赋权利，也是社会众人同样应享的天赋权利。中世纪后，追求个人自由民主权利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历史从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但由於个人追求自由民主权利的放任过度，忽视甚至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民主权利，演变成社会少数人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因之，便在追求消灭历史不平等社会的努力下，出现了新的社会贫富阶层，资产阶级和劳动工农阶层新的不平等，这种现象并成为国家法制和社会行为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於焉成型。资本主义本是人类追求自由民主权利平等，富有正当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因之既具优越性又产生负面性，并成数百年来人类历史演进的现实。

当每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无度放大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他人、众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个人只顾自身利益，再放大到族群和国家层面，更演变成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国与国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演变至到近代，成资本帝国霸权殖民主义。於是出现，资本主义，便成为贬义名称。是人类社会演变中的负面现象。

社会出现阶层，产生反不平，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於焉出现，它是在尊重和维护个人自由民主权利基础上，同时尊重和维护社会众人自由民主权利平等享有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追求，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达成；可是，因为帝国资本主义侵犯他人自由民主权利，暴力争斗，不断加剧，以暴易暴，马克思主义以暴力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于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主流。20世纪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并演成国家法制、社会道德规范，出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於焉人类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意识形态、两类社会和国家的分野和对立斗争。

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体制，本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为共生体的体制，是人类崇高的理想和社会体制。但它在20世纪的探索实验中，由於过早过度地追求众人权利平等共用，提高了贫弱族群的平等地位，却又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民主基本权利，推行公有制，否定个人财富私有权利。实验证明，贫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主张建立在物质和精神高度发达基础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名实相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只凭暴力，否定和平途径，更属片面性追求。应该承认，人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和和政制的探索实验，尚处於初级阶段。

人类自由民主权利平等，社会博爱，是以人为本思想、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两类社会在过往的实验中，一个侵犯了众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一个过多地侵犯了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相互都产生偏差，产生矛盾，甚至走向生死敌对的阶段。是人类社会演进历史的教训。

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诸国内，都因各自在内外路线政策实践中的失误而产生经济社会存亡危机。都在他们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创新的实验中，在其各自具智慧和勇气的领导者采用和平改革的实验，找到一条纠偏、趋中、趋正道路。突出的?例，一是两次大战间歇中的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改革，二是冷战中胡耀邦、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实验，人类社会演进终於找到了一条可能完整地实现自由民主权利平等共用，社会博爱和平演进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改革，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觉进行的一次经济、社会体制性的改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全球资本主义多国，首先是美国，经济、社会产生深度危机，面临崩溃边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建国只10馀年，经济发展上就紧跟美国、英国之后，跃居世界第三位。苏联的兴旺气象，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空前的经济大萧条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着名作家、评论家W．弗兰克这样评道：“世界陷入危机之中，不能浪费时间，要在今天为革命的明天做好准备，否则它可能来得太迟了，无法把人类从资本主义战争的死亡中拯救出来。还有数十名着名的，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作家、教授联名发表“文化与危机”宣言：“资本主义是文化的破坏者……，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把它们抛进深渊。”可见他（她）们当时对苏联共产主义初步繁荣，和对资本主义世界深刻危机的看法。

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对美国进行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改革的思想和措施，可能受到英国经济学家“国家干预”学说和苏联国家计画管理经验的影响，采用了国家制订规划并立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干预：如创立〈农业调整法〉、〈国家工业复兴法〉、〈银行法〉等。在全国金融业几乎全面崩溃情况下，进行重组，由联邦储备银行向获准重行开业的银行贷款；制止提取黄金，建立储备金，创立为5千元以内的存户提供保险等金融制度，恢复了对企业，特别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复苏了金融企业的信用及作用。国家投资33亿美元进行各项工程建设，如综合治理田纳西流域工程，组织全国失业青年和退伍军人大规模地修路造桥、造林绿化、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工程，最高时达300馀万人。同时，实施对社会贫困族群的救济，建立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等；挽救、恢复了经济，大规模地解决了工人和社会其他居民的就业问题，缓和了社会阶层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注入了新的、持续生存发展的健康因素。有人指责新政是放弃了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可是实际上新政改革对资本主义主要因素并未触动；有人称罗斯福是资本主义的“安定器”“救世主”，“比耶苏的贡献还大”，可作证明。

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不仅限於美国。二战后，欧洲各国也是如此。

“新政”改革，实际上参考和某种程度地采用了社会主义国家计画和劳动价值平等分配的方法，从而改革了自由主义市场过度放任自由经营和因之造成的社会贫困阶层差距过大的基本矛盾，将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不平等差距某种程度地缩小了。这就改善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开创了某种程度的容异求同，纠偏趋中、趋正的新局面。

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验探索经历，则需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探索始。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诞生，到1991年，仅 74年而溃亡。在历史上虽很短暂，对人类社会演进启示却极为深刻。它起初一段时期，依靠列宁的战时经济政策，刚获解放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快速地恢复发展了经济。短期内跨居全球第三位经济大国。在战败德、意、日法西斯战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它过激的共产主义战略路线，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走向专制独裁，特别是，竟走向社会主义霸权帝国主义，丧失国内外人民信任，终致溃亡。

苏联溃亡的前车之鉴，还在於它坚持唯我独革的错误路线，认为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能完成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使命，否定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并斥之为和平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等等，不仅自我孤立，还束缚了实验社会主义多样模式的手脚，道路愈走愈窄；把众多同路者和国家拒於门外，甚至推向对方阵营。尤其是，还背弃国际主义原则，趋向帝国霸权主义，把“兄弟党”、“兄弟国家”视同卫星国、被保护国；自己成了“老子党”，对他党他国指手划脚，干涉其内政，甚至武力侵犯其独立自主地位；将一个号称推行全民民主和国际主义的苏联，出乎全球信仰共产主义者意外地，演变成一个新形态的共产主义霸权帝国。

苏联溃亡不是偶然的。它在国民经济不发达基础上，废除人民的生活资料私有制，实行国有制，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对全民实行低工资、低平均水准的劳动价值的分配。将国家建设所需资金建立在剥夺工人农民的劳动价值上，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不能持续改善，长期处於低水准状态，国力也不能持续提升，成为脱离人民国家溃亡的核心因素。在国家经济管理上，由国家计画统管。国家计画根本无法获得精确统计，也不可能统管各方，极大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发展权利，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建设上又始终以重工业为主、实际以军事工业为主，与资本主义霸权美国全力争霸,将有限的资金、科技资源投放在很少可能扩大再生产方面，扩大为社会服务的工农等业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力的提升。国民经济远远落於竞争对手之后。军备竞争的结果,双方国力悬殊日益扩大，据统计：苏联在它溃亡前的1990年，国民经济总产值为

＄132,755,000,000，人均收入＄3923；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为＄,803,100,000,000，人均收入为＄19500,美国的国民经济总值是苏联的40馀倍，人均收入几乎是苏联的5倍。

苏联共产党推行的全民民主政制，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新探索。但因党内民主不彰，出现个人专制独裁，导致党内派系林立，涣散分裂，斗争日趋激烈,引致惨酷镇压，自相残杀。党的涣散，延伸到民族涣散，人民群众在贫困中对党和政权严重不满，民心溃散。戈巴契夫的改革又极不谨慎，引发一次动乱事件，成为瓦解引爆点，导致一个赫赫共产主义霸权帝国在短短几天中溃散灭亡。杜牧〈阿房宫赋〉中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以认为:亡苏联者，苏联也。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激进共产主义政体的实验，终以失败告终。它对人类社会演进的教训，极其深刻。

20世纪另一个大国，亚洲的中国, 19世纪以来一直处於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中，在列强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统治者无能，严重脱离人民,争权夺利内乱不止，民生凋敝，痛苦不堪，长期处於水深火热之苦境。中国的革命，是追求反对帝国霸权主义、民族独立解放，反对独裁专制、追求自由民主权利，追求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与苏联革命有同有异。既师法苏联，又有自己的特色。他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周恩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国思想溶合的革命，是共同铸成邓小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思想、政治基础。与苏联模式不同点：

其一，“农村包围城市”

革命主要力量不仅是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工人和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份子与其他反帝反封建主义族群结成的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

其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反革命的独裁专制统治者的暴力压迫、外国侵略者的武力侵占，实行以暴易暴，反阶级压迫，反专制独裁，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三，建国后没有推行生活资料公有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从而恢复发展生产，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战略政策,多种所有制共存、共用发展成果；

其四，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各民族人士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制订国家宪法,选举共产党人担任国家主席，6名国家副主席中有3名民主党派人士，4名国务院副总理中有2名民主党派人士，21位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其五,经济建设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但同时注意轻工业、手工业、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因为西方的封锁,在苏联外力的有限支助下,自力更生为主,大力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农村进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建国后的很短时期，经济迅即恢复并有所发展，社会稳定，呈现出一派空前的兴旺景象。

继而发生的国力衰退,社会不宁，是在放弃新民主主义，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验的开始。首先放弃劳资两利政策，废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采用了苏联公有制的模式，发展到顶点时，搞低水准的共产主义实验--人民公社。将共产主义的浪漫美梦,企图建立在社会还很落后贫困的基础上，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违背了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天性。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群众运动方法，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削弱、挫丧了全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剧社会对立，动荡不安，脱离和平建国轨道。

毛泽东共产主义浪漫梦想的探索实验，违背他主张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党内外遇到不同意见和抵制，起初还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问题，企图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但屡反无效、抵制力量更趋强大，加之赫鲁雪夫批判史达林和进行和平改革的影响，逐步将原视为内部的思想分歧，演变为官僚集团份子的阻挠，演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攻倒算，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最后演变成党内分裂、有了“两个司令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继续推行他的浪漫共产主义梦想实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企图用大民主的群众运动路线，“红卫兵”“造反派”为主的力量，来解决党内外，主要是党内、国家政权内阻挠建设共产主义实验的障碍。导致党内外严重分裂，国家和党的众多精英惨遭摧残，社会动乱不已。一方面，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全国大民主运动中，政治上的投机者为取得信任,大搞个人崇拜；个人专制原已成型，因而发挥到极致，党内外民主荡然无存；另一方面，这些野心人物在大搞个人崇拜的烟幕下，不断“指鹿为马”制造谎言，“挟天子”“清君侧”“制诸侯”，挑起内乱、武斗，密谋夺“君”位，真的另搞了“司令部”；搞得党无甯日，国无宁日，国家法制、社会道德荡然，幸存无几；国家经济、社会濒临崩溃边缘。低水准、贫穷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实验终告失败。同时也启迪了后人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实践，一般认为，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从农村的生产承包制即“分田到户”开始的。实际是，邓小平复出之前，胡耀邦的政治改革已先行一步：他首先推出平反党内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接着又平反历次社会运动中被划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右派份子，采“一风吹”政策，恢复他(她)们正常的公民身份，基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继而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则从思想理论上对前者改革的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验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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