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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这是一座普通的石库门建筑，位于上海淮海路背后一条僻静的弄堂里。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瞻仰了这座韩国人心目中的“圣殿”。

今年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到上海市马当路306弄4号，也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进行参观。他不光留下了“在独立运动的殿堂，祈愿大韩民国繁荣”这几个字，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与中国人有着同样辛酸往事的普通韩国人的心声――勿忘国耻！

自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对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成为了两国史学界相互研讨的重中之重。而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的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则从此成为来华韩人争相瞻仰的“圣地”。

普庆里4号

7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这座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誉为“韩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这是位于繁华的淮海路背后马当路306弄的普通石库门建筑，葱郁的行道树旁，砖墙深红、大门黝黑、铜环锃亮，与边上的民家相比，只是整洁许多而已。临近街面高高在上的石门牌刻着“普庆里”三个字，其上方“1925”四个字则告诉人们它身后的房子已经有78年的历史。

上个世纪的前40多年，这一带属于法租界，据史料记载，来上海的韩国人大多选择法租界作为居住地。当时“临时政府为获得保护而付黑钱给法国当局，并派代表前往巴黎解释临时政府存在的理由”。而且当时的法国与日本无多少共同利益，少有勾结，同时“法国希望在东方扩展法国文明和影响力”，所以韩国大多数革命志士和独立运动分子为安全起见，几乎都移住法租界内。

这座由比利时建筑工程师于1925年设计建造的石库门房屋，建成后第二年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挑中在此办公。

静默的参观

记者本来想直接进入里面参观，不过很快就被工作人员善意地“请”了回去。她用汉语告诉记者等一下其他韩国游客，他们正在售票处观看反映临时政府活动的历史短片，都坐得腰杆笔直。一个韩国老人大概把记者误以为是同胞了，很严肃地用韩国话低声把工作人员的意思翻译了一遍。

短片播完之后，韩国游客自动排成一队，走出售票处。先前和记者说话的韩国老人叫记者也排进队伍。

走进普庆里4号，一个漂亮的解说员已经在天井里等着我们了。她身边有一个大木桶，堆满了用过的塑料鞋套。她示意我们都要换上鞋套才能进入。

房子的前厅是当时临时政府的会议室。一进门就能看到交叉挂在面南墙上的两幅黄布太极旗。会议室左墙上悬挂的当年历任领导人的黑白照片，依次为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李东宁等。令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解说员只是带着游客一路走，游客有疑问她才答一下，并不像其他景点的解说员那般对着扬声器说个不停。而游客们也尽可能不发出声音，这样的参观场景是记者很少遇到的。

二楼曾经是金九的卧室兼书房，靠窗的写字桌上摆着一套青瓷文具、当年的临时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以及他和家人的合影。此外，还有一间执务室，当时重大事宜都在此决定。这个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单人床。

隔壁就是陈列室，里面展示着韩国爱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历史。我们在这里脱下了脚上的鞋套。

抗日领袖金九

虽然没有解说，但那些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独立宣言》都昭示了那个年代韩国志士们为反抗日寇，维护祖国权益而而英勇斗争的。

1926年12月至1932年5月，临时政府在这个地方办公的时间里，一共做出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改建政府组织形式，组建韩国独立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成立后，由于领导者在独立运动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出现分歧，内部派别斗争甚烈。1925年3月，李承晚被罢免大统领后，拥李派对后继者朴殷植群起而攻之，导致政府改组。1926年12月洪震下台后，临时政府陷于瘫痪。不久，金九就任第九届临时政府国务领。金九等人将政府的组织形式从以大统领为中心的指导体制转为集体领导方式的国务领制和以国务委员为中心的指导体制。1929年3月，金九、李东宁等人在这座房子里召开“韩国独立党结成会议”，组建韩国独立党，并奠定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

第二件大事就是金九乘1926年12月韩国临时政府搬进该处之机，着手成立以暗杀敌军头目为主要任务的韩国武装团体――韩人爱国团。于是李奉昌来了，尹奉吉来了……

上海虹口花园爆炸案

金九的儿子金信将军说：“父亲开始物色人的时候，李奉昌穿着日本人的服装来了。来来去去成了熟人，李喝了酒说，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他说他曾在日本做工，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去扫墓，经过樱天门，经过的时候，两边的百姓都低头跪着，去年他也在那里，要是当时手里有武器，一定能炸死他。父亲就会见了李奉昌，发现他真是有为的青年，就对他说，临时政府正好借此来让国内外的韩国人民知道，革命还在行动。李奉昌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世上已31年，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现在做这件事，是追求人生最大的快乐。”

临时政府的经费很多是金九向海外侨胞募捐来的。那时，韩侨在美国打工的有二三千人，他们大热天在波萝田里工作，每天挣一个美元，那真不是人过的生活。他们却从每天挣的一元钱里拿出二三毛钱来寄给上海的临时政府做经费。金九给了李奉昌几千元钱，还给了他两枚炸弹，一枚用来炸日本天皇，一枚用来自尽。李奉昌到日本去了。金九和他电报往来。1932年1月8日，李奉昌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他用的炸弹不行，一枚炸弹只炸到天皇座车的后板，没有伤到天皇。李奉昌被捕后被处死。从李奉昌的受审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我是自动要做的，没有人指使我。”“我的对手是日本天皇，他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仇人！”

东京事件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韩国同胞，他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以后，他们还要求参加中日战争，为国争光。一些韩国青年义士胸怀壮志来到上海找金九先生，要求为国献身。金九便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计划破坏日本在虹口的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接着淞沪协定签订了，战争结束，计划又成泡影。那时，为了做大事来到上海的尹奉吉见到金九，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金九先生向尹奉吉直言要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发难，尹立刻答应下来。行前把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送给金九，只剩下去虹口公园的车钱。金九为他送行说：“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

1932年4月29日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他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

10时整，日军“祝捷大会”正式开始。在检阅台上就坐的有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

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河端、村井先后致辞，台上台下高唱日本国歌。18架日本飞机在国歌声及礼炮声中呼啸翻飞。

在第三声礼炮鸣响的同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水壶形炸弹奋力掷出。炸弹准确地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伴着浓烟，炸弹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震响。朝鲜人所办的《独立评论》对爆炸现场做了如下描述：

“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饭盒）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球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葵，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注：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正是左腿装假肢的重光葵）。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其倭卒倭妇，皆负伤。于是倭贼上下号啕，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

1932年12月3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壮烈捐躯，时年25岁。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震惊世界，中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上海最大的民办报纸《申报》以整版篇幅报道该事件。国民党的中央社也频频发表专电进行连续报道。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机关报《红色中华》上报道了该事件。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上，明确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并刊载了他的生平纪略。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影响深远，从其与中国的关系看，第一极大改善中韩关系。其二，直接导致蒋介石和金九会面，从而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支持与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在韩国人心目中树立了威信。

而金九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及其部属肖铮等人安排下，从上海移居浙江嘉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遂由此迁出上海，先后移至杭州、嘉兴、南京等地。

韩国人的精神领袖

展览厅里虽然只有简单的照片和寥寥的文字，但却让记者身边的韩国友人流连忘返，一个妇女隔着玻璃轻轻抚摩着那些照片和文字，嘴里喃喃自语，神态虔诚。

快出门的时候，记者看到墙上还挂着金九的一幅字：“不变应万变。乙酉秋返国前夕。”金九先生在自叙传《白凡逸志》中回忆日寇投降后，感到“好像天坍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已成徒劳，他们回到祖国打击敌人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而“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金九毕生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奋斗，矢志不渝。回到国内的金九面对南北分裂的局面痛心不已，他反对美国和苏联的托管。1948年他反对南韩独自进行选举，竭力促使建立南北韩统一政府。但是，1949年6月6日金九被阻挠统一的反对势力杀害。

今年，韩国现任总统卢武铉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韩国人中，我最尊敬的是金九先生。金九先生是韩国国民最尊敬的人。金九先生到死都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