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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金信将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金信将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一位年近八旬的韩国老人,在这十多年里,已34次来到中国,所到之处,人们若是请他题词,他常常用毛笔端正地写下“饮水思源”四个大字。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也要做到永世不忘。”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有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还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他就是金信将军。

金信将军的父亲是韩国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爱国者、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先生。将军1922年生在中国上海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4年。在本世纪中国最苦难的岁月里,他和他父亲一直在中国生活。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压迫,韩国人民所受的凌辱和惨痛,中国人民经历的痛苦和牺牲,他都亲历亲闻。他总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实际上,他比许多中国人更懂中国,更明了中国的历史。

抗战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随韩国临时政府来到重庆,在重庆青木关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上过西南联大,后来进了空军学校。他总说,他在韩国没有同学,他的同学都在中国。他的中国同学都记得,他那时的名字叫金申江。抗战胜利后,朝鲜光复,他的父亲金九回到祖国。行前,蒋介石夫妇设宴欢送韩国友人,金九提出,儿子金信正在中国空军学习,请准其学成后回国,蒋介石当即同意。金九回国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因此,金信1947年便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参加韩国空军的创建,后又任空军参谋总长。1962年,他被派驻台湾大使。在那里,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不论是否有日本官员在埸,他在致辞中都要提到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待日本官员退埸,全埸响起热烈掌声。

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9月16日,正是2000年澳运会开幕式播出的第二天,我如约与金信将军会面。我早已读过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他的文章,知道他和中国感情深厚的渊源。对于中国,他不但了解海峡这边,也了解海峡的那一边。中韩建交以来,除了新疆、青海和西藏,中国的每一个省他都去了。他不光了解过去的中国,也了解现在的中国。他还了解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他自己讲,象他这样的人,韩国现在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一位老人,真真是历史的活见证。我还读过他父亲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那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历史,我现在来见他,就是来见历史。我用中国话与他交谈。我坦率地说我是红旗下长大的,现在正重读我们城市的历史,希望他帮助我。

他用中国话讲他和我们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也相当坦率。

“我是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我又看了中国50年。中国两边都说对方惨无人道,我看两边都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便加入哪一边。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感到,他说的“不便加入”,不是怕得罪哪一方,而是爱护每一方。对待历史和现实,他都会尽可能客观。

上海:尹奉吉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我对重庆很有感情。到重庆,就不象1919年在上海的时候了。在上海,我祖母夜里出来,在垃圾里捡人家不要的白菜邦子做成咸菜给我们吃。在重庆,我们就有经费了。

最初有五百多个韩国志士从国内或是日本、美国、俄国和中国的各地赶到上海,开展独立运动。这些人里各种政治主张的都有,有共产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不同的派系,为了光复祖国,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们的抗日斗争很苦,日本人残酷镇压,抓住就枪杀、监禁。在其他租界里,抓住我们的人都要引渡给日本人,法租界从来不引渡。临时政府就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这条路是以一位法国将军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入。人们要生活,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又看到革命没有希望,临时政府前途渺茫,便渐渐离开。有的加入中国籍,有的到美国做工,还有些人甚至被日本人收买,成了亲日分子!据李东宁先生回忆,到1928年,临时政府剩下10多个人了。就这些人维持着临时政府的命脉,还受到批评,说你们是疯子,革命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而政治应该是现实的。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可这些人就是要坚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斗争,宁愿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不离开临时政府。所以,我们抗日比你们还早哪。

父亲说,应该有一点轰轰烈烈的事来显示独立运动的存在。临时政府议决由父亲成立一个韩国爱国团来行动。

父亲开始物色人的时候,李奉昌穿着日本人的服装来了。来来去去成了熟人,李喝了酒说,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他说他曾在日本做工,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去扫墓,经过樱天门,经过的时候,两边的百姓都低头跪着,去年他也在那里,要是当时手里有武器,一定能炸死他。父亲就去见了李奉昌,发现他真是有为的青年,就对他说,临时政府正好借此来让国内外的韩国人民知道,革命还在行动。李奉昌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世上已31年,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现在做这件事,是追求人生最大的快乐。

父亲决定向李奉昌提供经费。

临时政府的经费是父亲向海外侨胞募捐 来的。那时,韩侨在美国打工的有二、三千人,他们大热天在波萝田里工作,每天挣一个美元,那真不是人的生活。他们却从每天挣的一元钱里拿出二、三毛钱来寄给上海的临时政府做经费。父亲给了李奉昌几千元钱,还给了他两枚炸弹,一枚用来炸日本天皇,一枚用来自尽。李奉昌到日本去了。父亲和他电报往来。1932年1月8号,李奉昌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他用的炸弹不行,一枚炸弹只炸到天皇乘车的后板,没有伤到天皇。李奉昌被捕后被处死。李奉昌的受审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我是自动要做的,没有人支使我。”“我的对手是日本天皇,他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仇人!”

金九先生写的《白凡逸志》,原本是在残酷斗争中写给自己孩子的遗书,是要将真相留给后代。《白凡逸志》中说,李奉昌东京事件后,“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以头号标题刊登:“韩人李奉昌狙击日皇不幸不中”。驻屯当地的日本军警马上袭击并破坏了该报社。福州、长沙等许多地方的报纸也使用了“不幸不中”的文句,因此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无奈,查封了这些报社。”金九认为,日本20天以后发动“一二八”上海事变,与李奉昌的行动和中国人对此事“不幸不中”之评述有关。东京事件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韩国同胞,他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一二八”以后,还要求参加中日战争,为国争光。一些韩国青年义士胸怀壮志来到上海找金九先生,要求为国献身。金九便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计划破坏日本在虹口的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但这时,淞沪协定签订了,战争结束,计划又成泡影。那时,为了做大事来到上海的尹奉吉见到金九,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尹奉吉义士用炸弹炸死了日军白川大将等人。这次用的炸弹是在中国的兵工厂里制造的,试验了二十次。

这些历史事件,我都从书上读到过。日本驻华的大使重光癸就是那次被炸伤的,以至十几年后,他代表日本在受降书上签字时,还瘸着腿。将军一定是无数次向年轻的人说起这些旧事,却仍然激动,绘声绘色,我也听着格外新鲜和生动。我从未这样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和另一个民族有这样相同的痛和苦!将军说:

那时候,因为淞沪战争失败中国人正憋气,蒋介石也很呕气。虹口事件发生后,上海人民兴高采烈。原来,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骂韩国人是“高丽棒子”,现在走在马路上,中国人见了都尊敬,拉到饭店里吃饭,不要钱。蒋介石也要帮助韩国了,当然是秘密的。派了陈果夫来帮助韩国。让韩国人进黄埔军校,在河南分校里培养了不少韩国人,以后这些人成了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事件后,日本人悬赏60万大洋抓我父亲。父亲在中国朋友帮助下藏到嘉兴,在那里住了5年。现在嘉兴和韩国关系很友好。除了上海和嘉兴,与韩国最有姻缘的就是重庆了。

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挂在一起

在重庆,由于国民政府能够公开支持,由于和中国人民相同的命运,对付共同敌人的艰苦战斗,临时政府虽然也艰苦,但是生活有保障,还成立了光复军,金九先生还说他们过着接近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我知道,我们重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座非常光荣而重要的城市,曾经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堡垒。没有想到,这一段历史,对于韩国也十分重要。金信将军回忆道:

在重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都接近。和周恩来互相请吃饭。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9月2号,在桂园接见了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其中有我父亲。每年3月1号,我们的革命纪念日,共产党也都派人参加。韩国的“朝鲜独立同盟”还到延安,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独立同盟各支部成立的时候,会埸上都挂着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同意。

将军说这最后一句时,有不易察觉的一点艰难。他甚至笑了笑。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两国的革命者,两国的抗日将士,那中间都是有许多党许多派的。内耗只是时多时少,时轻时重,一直没有消停的。这也是我们两个民族相似的苦和痛。但是金信将军,这个饱经内耗和分裂的痛苦的老人现在要说的是和,是团结合作。

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国民政府举行了很隆重的欢送宴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悬挂着中国旗和太极旗,蒋介石夫妇都站起来致辞,祝中韩两国国运昌隆。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也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我的祖母当时住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鹅公堡孙家花园,祖母和我哥哥去世后,埋在和尚山,那里相当于我们韩国人的公墓。上海,还有我妈妈的墓。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想不久以后来迁他们的墓,但是一直到1988年,我才再来到中国。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久才来到中国,知道他的亲人在重庆的墓地已难寻觅,甚至许多葬在重庆的二战空军英雄的墓地都没有了。他当然也知道。但我们不说这个,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痛。他不说也是一种体谅,因为那更是我的难堪,我这个中国重庆人的难堪。忘记患难与共同命相连的朋友,不祭扫甚至不保留他们的墓地或骨灰,这不应该是我们讲仁义、懂礼仪的中国人做得出来的事情。可许多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我这个重庆人,应该向老将军说对不起呵!可是我没说。我为什么不说呢?我已不是礼仪之邦的后人了?

昨晚宴席间,金信将军说,1988年他到中国来,到山东去看孔庙,见到的是破旧和颓败,他好惊讶,很不理解,因为韩国都尊敬孔子,每年都有盛大的祭孔活动。为什么中国人反把自己的文化宗师忘记了?当地的干部说,他们要祭祀孔子,却没有条件,希望他这个韩国人也帮助向北京说说。金信将军到北京,向有关领导说了这事,还真的见了成效。那以后,山东开始祭孔。将军说,现在山东祭孔活动很热闹,很华丽。将军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一生就没有看见过祭孔,记忆最活跃的年纪里,参加过多少次批孔的大小会议,读过多少批孔的大小文章。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在我这一代身上,能有多少传承?

南方和北方

我们在重庆抗战到最后,有幸活着回到韩国。可是我们回去一看,祖国被苏联和美国分割成南北两半。在我们的土地上又要打仗。这叫打的什么呢?内战?割地战争?结果牺牲最多的还是我们韩国人哪!

我的父亲要到北方去,有人讲,你不信仰共产主义,要被杀的。但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他还是要去。

我陪父亲一起去到北方,和金日成会谈。那是1948年4月19日,那年我父亲73岁。金日成是37岁,我27岁。现在许多人都讲,当年金九主席就是对的。可是那个时候,国内原来有一些日本人的走狗,亲日派。美国要继续利用日本,李承晚也要利用亲日派。在南方,亲日派有钱有人,势力强大,结果一个也没有受到惩罚,我们海外的革命者在国内反而没有什么地位。在北方,金日成坚决肃清亲日势力,所以亲日派坚决反对与金日成和谈。

我和父亲回到南方后不久,父亲就被亲日派暗杀了。

1999年6月26日是父亲50周年祭日,在那以前,北方就送来信息,希望这个50周年祭日纪念活动在平壤举行。可是父亲的墓地在南方,每年南方人民都在墓前广场上纪念他,我们怎么到北方举行纪念活动呢?可是。后来我们在汉城举行纪念活动时,平壤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听说,这是金正日委员长下令要举办的。

这是9月16日,昨天下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澳运会开幕式,因为陪将军吃饭,我没有看到奥运会开幕式,但昨天晚上一回家,我的女儿就兴奋地对我说:“妈妈,他们打的一个旗旗!”我就明白,是朝鲜和韩国!北方和南方的运动员在2000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走在一个旗帜下,身着一样的服装!这个画面打动了我的一向不大关心国事的女儿。

这时候,我终于把这事向金信将军说出来。

他说:“对,一个旗帜,我看到了看到了,全世界都看到了,全世界都鼓掌,萨马兰奇都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哽咽着,顿时热泪盈眶。

我说:“真是没有想到,真快哟!”

他又说:“全世界都没有想到。”

但是我却说不出话来了,掏出纸巾擦眼泪。

季羡林先生为金九自叙传《白凡逸志》做序时说,中韩两国人民以前同处水深火热之中“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今天也不会相忘于江湖。现在,我们中国人亲眼看到,世界上任何人不敢小看韩国和韩国人,而且,曾经那样对立的朝鲜南北方统一的进程这样快,让多少朝中人民血流成河的“三八”线就将消失了,心里如何能够平静呵!

金信将军竟然猜到我在想什么,他宽慰地说:“中国和我们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会统一的,不能操之过急。”

多么好的老人呵!

我惊讶他的透彻,他说,我每天看台湾的报,听中央电视台广播,香港的也看,得出一个结论,统一是一定的,不能强制。一家人吵了架,一拍即合。要用和平的办法。

我不必惊讶,将军的善解人意,是因为骨肉同胞的生离、国土的分裂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心上共同的痛!前个月,朝鲜北方一百位老人被首次批准和南方的亲人会见时,流淌的痛苦喜悦的眼泪,和中国海峡两岸亲人相见时是一样的呵!

我感谢他的体贴,说:“不能打。要沟通、协商。”

“对,不能打。”他又说,“我们最喜欢的是中国,中国和我们北方南方都有外交关系,不象美国和日本,只和南方有关系,台湾也是只和南方有关系。我的老家也在北边哪!江泽民到韩国来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与韩国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据我所知,对于中韩建交,金信将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在整个亚洲,美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是退潮了。美国现在成了局外人了。金大中说,我们不要互相刺激,要互相来往,互相帮助,我们为北韩到处宣传,希望都与北韩建交。金大中到北方时,有60万人来迎接,虽然是组织的,但也说明了人民的心愿。我们南方北方会很快统一的,这对中国会有影响,台湾人也盼望统一。”

原来约定的1个小时,现在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如果不是安排在后面要见面的人已等多时,老人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也觉得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我告辞时,他也有些遗憾,说:讲不完,要讲可以讲三天。

再读《白凡逸志》

几年前读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1932年,上海“128”抗战时,在法租界里设立了后方医院。金九先生看到中国军人来来去去地搬运尸体和伤兵,看到担架缝里流淌下滴滴鲜血,他在热情向中国军人致敬时,却黯然落泪,因为想到他们自己连与倭寇作战血染祖国都不可能。我才明白,为祖国流血,也是要有资格的,亡命境外的亡国子民,想流血而不可得!所以那以前金九先生只好策划暗杀。

第二处是韩国在中国和美国帮助下成立光复军,准备秘密遣回祖国,为朝鲜的独立自由而工作。1945年8月,金九先生乘了军用飞机从重庆到光复军的训练基地西安,与美国人讨论有关协议。他观看了受训韩国青年的演习,非常满意,和中美各方的会面都很愉快。晚上,他在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听到重庆传来的消息:“倭寇投降了!”,在埸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快乐,忘形地雀跃欢呼。金九先生自然也觉得兴奋快乐,但又感到“好象天坍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已成徒劳,他们回到祖国打击敌人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而“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金九先生是做过很多事的,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就是明证。)那个夜晚,西安各界万众欢腾,只有韩国光复军的官兵沉浸在抑郁的气氛中。

这种弱国子民的辛酸何等震撼人心!韩国人在胜利面前的自谴自责也深深打动了我。

见过金信将军后,我又重读了《白凡逸志》,有新的发现和感触。与我们的革命回忆录不一样的是,金九先生对于他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有清醒的反思。他那时已认识到,残酷的斗争生活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的后果是严重的。他告诫人们,“我们的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养成了憎恨、暴戾、杀戮及斗争的习性,但现在敌人已退却,应是我们放弃憎恨和斗争而从事于和平建设的时候了。”身为弱小民族,在强权战胜公理的时代,在亡国之恨中,尽管有着反抗压迫的正义,却在血与火的对抗中,看惯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养成了斗争的习性,甚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在胜利后并不是什么好事。嗜杀而嗜斗,是落后民族习性吧?这位一生参与多少暴力的革命前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韩国人不管到哪儿都应该受到人家的信赖和尊敬。

不幸的是,从北方回来不久,金九先生也被人暗杀。但是金九先生的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独立自主以后就应该大搞阶级斗争和专政,正映证了金九先生所说,“现在人类所感不足的东西既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力。”“人类现在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仁义,缺乏慈悲,缺乏博爱的缘故。”他以半个多世纪的痛苦经历认识到,“家庭不合则衰败,国家内部分派系互相争斗则会灭亡,同胞之间的憎恨和斗争是灭亡的征兆”,“民族的幸福决不会来自阶级斗争,个人的幸福也不会出自利已的观念”。他认为独立以后的弱小民族建设的要旨是,“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我们的强大只要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就足够了,唯一期望的是高度的文化力量。文化的力量能使我们自身得到幸福,并且进一步也可给予别人幸福。”他指的这个文化是新的,决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这样化那样化。还在抗日斗争的时候,他就反对一部分青年轻视本国传统,说,“我绝不信奉程朱学说,也不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只是希望青年诸君不要忘记自己,应该开动脑筋,研究、实行切合我国国情、符合我们民族性的主义和制度,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抗战胜利回到祖国,祖国百废待兴,他提出,“我希望我们不要专门模仿别的国家,而要成为崇高而新颖的文化的根源、目标及模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确保思想自由的政治模式,完善国民教育”。“好的民主主义政治,发轫于好的教育。没有建全的哲学基础的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害的”。“所谓教育,绝非仅仅意味着培养生活的技能,教育的基础是关于宇宙、人生及政治的哲学。”

这些思想,是几代韩国志士付出生命代价得出的结论。金九先生尽管为此付出生命,我想他是无悔无怨的。看看他去世以后这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尤其是象我们这种外生型后发展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真是百感交集呵!有的事情,难道不是被这位韩国革命前辈不幸而言中么?

金信将军前天给他的保健医生,在中国长大的韩国独立运动老战士的遗孤,原来我们重庆南岸区医院院长李素心打电话说,他现在最感欣慰的是,朝鲜北方现在也在建造金九纪念馆了,大家都感到应该走和平统一的道路。 他让李院长把这话转告我。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同样令人欣慰的话转告金信将军呢?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他都有深厚的情谊,他是多么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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