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白凡 金九 先生 -- foundera

金信将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一位年近八旬的韩国老人，在这十多年里，已３４次来到中国，所到之处，人们若是请他题词，他常常用毛笔端正地写下“饮水思源”四个大字。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也要做到永世不忘。”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有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还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他就是金信将军。

金信将军的父亲是韩国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爱国者、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先生。将军１９２２年生在中国上海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４年。在本世纪中国最苦难的岁月里，他和他父亲一直在中国生活。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压迫，韩国人民所受的凌辱和惨痛，中国人民经历的痛苦和牺牲，他都亲历亲闻。他总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实际上，他比许多中国人更懂中国，更明了中国的历史。

抗战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随韩国临时政府来到重庆，在重庆青木关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上过西南联大，后来进了空军学校。他总说，他在韩国没有同学，他的同学都在中国。他的中国同学都记得，他那时的名字叫金申江。抗战胜利后，朝鲜光复，他的父亲金九回到祖国。行前，蒋介石夫妇设宴欢送韩国友人，金九提出，儿子金信正在中国空军学习，请准其学成后回国，蒋介石当即同意。金九回国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因此，金信１９４７年便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参加韩国空军的创建，后又任空军参谋总长。１９６２年，他被派驻台湾大使。在那里，每年纪念“８１５”光复时，不论是否有日本官员在埸，他在致辞中都要提到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待日本官员退埸，全埸响起热烈掌声。

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９月１６日，正是２０００年澳运会开幕式播出的第二天，我如约与金信将军会面。我早已读过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他的文章，知道他和中国感情深厚的渊源。对于中国，他不但了解海峡这边，也了解海峡的那一边。中韩建交以来，除了新疆、青海和西藏，中国的每一个省他都去了。他不光了解过去的中国，也了解现在的中国。他还了解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他自己讲，象他这样的人，韩国现在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一位老人，真真是历史的活见证。我还读过他父亲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那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历史，我现在来见他，就是来见历史。我用中国话与他交谈。我坦率地说我是红旗下长大的，现在正重读我们城市的历史，希望他帮助我。

他用中国话讲他和我们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也相当坦率。

“我是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我又看了中国５０年。中国两边都说对方惨无人道，我看两边都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便加入哪一边。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感到，他说的“不便加入”，不是怕得罪哪一方，而是爱护每一方。对待历史和现实，他都会尽可能客观。

上海：尹奉吉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我对重庆很有感情。到重庆，就不象１９１９年在上海的时候了。在上海，我祖母夜里出来，在垃圾里捡人家不要的白菜邦子做成咸菜给我们吃。在重庆，我们就有经费了。

最初有五百多个韩国志士从国内或是日本、美国、俄国和中国的各地赶到上海，开展独立运动。这些人里各种政治主张的都有，有共产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不同的派系，为了光复祖国，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们的抗日斗争很苦，日本人残酷镇压，抓住就枪杀、监禁。在其他租界里，抓住我们的人都要引渡给日本人，法租界从来不引渡。临时政府就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这条路是以一位法国将军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入。人们要生活，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又看到革命没有希望，临时政府前途渺茫，便渐渐离开。有的加入中国籍，有的到美国做工，还有些人甚至被日本人收买，成了亲日分子！据李东宁先生回忆，到１９２８年，临时政府剩下１０多个人了。就这些人维持着临时政府的命脉，还受到批评，说你们是疯子，革命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而政治应该是现实的。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可这些人就是要坚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斗争，宁愿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不离开临时政府。所以，我们抗日比你们还早哪。

父亲说，应该有一点轰轰烈烈的事来显示独立运动的存在。临时政府议决由父亲成立一个韩国爱国团来行动。

父亲开始物色人的时候，李奉昌穿着日本人的服装来了。来来去去成了熟人，李喝了酒说，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他说他曾在日本做工，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去扫墓，经过樱天门，经过的时候，两边的百姓都低头跪着，去年他也在那里，要是当时手里有武器，一定能炸死他。父亲就去见了李奉昌，发现他真是有为的青年，就对他说，临时政府正好借此来让国内外的韩国人民知道，革命还在行动。李奉昌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来到世上已３１年，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快乐，现在做这件事，是追求人生最大的快乐。

父亲决定向李奉昌提供经费。

临时政府的经费是父亲向海外侨胞募捐 来的。那时，韩侨在美国打工的有二、三千人，他们大热天在波萝田里工作，每天挣一个美元，那真不是人的生活。他们却从每天挣的一元钱里拿出二、三毛钱来寄给上海的临时政府做经费。父亲给了李奉昌几千元钱，还给了他两枚炸弹，一枚用来炸日本天皇，一枚用来自尽。李奉昌到日本去了。父亲和他电报往来。１９３２年１月８号，李奉昌采取了行动。不幸的是，他用的炸弹不行，一枚炸弹只炸到天皇乘车的后板，没有伤到天皇。李奉昌被捕后被处死。李奉昌的受审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我是自动要做的，没有人支使我。”“我的对手是日本天皇，他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仇人！”

金九先生写的《白凡逸志》，原本是在残酷斗争中写给自己孩子的遗书，是要将真相留给后代。《白凡逸志》中说，李奉昌东京事件后，“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以头号标题刊登：“韩人李奉昌狙击日皇不幸不中”。驻屯当地的日本军警马上袭击并破坏了该报社。福州、长沙等许多地方的报纸也使用了“不幸不中”的文句，因此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无奈，查封了这些报社。”金九认为，日本２０天以后发动“一二八”上海事变，与李奉昌的行动和中国人对此事“不幸不中”之评述有关。东京事件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韩国同胞，他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一二八”以后，还要求参加中日战争，为国争光。一些韩国青年义士胸怀壮志来到上海找金九先生，要求为国献身。金九便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计划破坏日本在虹口的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但这时，淞沪协定签订了，战争结束，计划又成泡影。那时，为了做大事来到上海的尹奉吉见到金九，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４月２９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尹奉吉义士用炸弹炸死了日军白川大将等人。这次用的炸弹是在中国的兵工厂里制造的，试验了二十次。

这些历史事件，我都从书上读到过。日本驻华的大使重光癸就是那次被炸伤的，以至十几年后，他代表日本在受降书上签字时，还瘸着腿。将军一定是无数次向年轻的人说起这些旧事，却仍然激动，绘声绘色，我也听着格外新鲜和生动。我从未这样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和另一个民族有这样相同的痛和苦！将军说：

那时候，因为淞沪战争失败中国人正憋气，蒋介石也很呕气。虹口事件发生后，上海人民兴高采烈。原来，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骂韩国人是“高丽棒子”，现在走在马路上，中国人见了都尊敬，拉到饭店里吃饭，不要钱。蒋介石也要帮助韩国了，当然是秘密的。派了陈果夫来帮助韩国。让韩国人进黄埔军校，在河南分校里培养了不少韩国人，以后这些人成了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事件后，日本人悬赏６０万大洋抓我父亲。父亲在中国朋友帮助下藏到嘉兴，在那里住了５年。现在嘉兴和韩国关系很友好。除了上海和嘉兴，与韩国最有姻缘的就是重庆了。

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挂在一起

在重庆，由于国民政府能够公开支持，由于和中国人民相同的命运，对付共同敌人的艰苦战斗，临时政府虽然也艰苦，但是生活有保障，还成立了光复军，金九先生还说他们过着接近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我知道，我们重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座非常光荣而重要的城市，曾经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堡垒。没有想到，这一段历史，对于韩国也十分重要。金信将军回忆道：

在重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都接近。和周恩来互相请吃饭。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来到重庆，９月２号，在桂园接见了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其中有我父亲。每年３月１号，我们的革命纪念日，共产党也都派人参加。韩国的“朝鲜独立同盟”还到延安，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独立同盟各支部成立的时候，会埸上都挂着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同意。

将军说这最后一句时，有不易察觉的一点艰难。他甚至笑了笑。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两国的革命者，两国的抗日将士，那中间都是有许多党许多派的。内耗只是时多时少，时轻时重，一直没有消停的。这也是我们两个民族相似的苦和痛。但是金信将军，这个饱经内耗和分裂的痛苦的老人现在要说的是和，是团结合作。

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国民政府举行了很隆重的欢送宴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悬挂着中国旗和太极旗，蒋介石夫妇都站起来致辞，祝中韩两国国运昌隆。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也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我的祖母当时住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鹅公堡孙家花园，祖母和我哥哥去世后，埋在和尚山，那里相当于我们韩国人的公墓。上海，还有我妈妈的墓。我们离开中国回国时，想不久以后来迁他们的墓，但是一直到１９８８年，我才再来到中国。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久才来到中国，知道他的亲人在重庆的墓地已难寻觅，甚至许多葬在重庆的二战空军英雄的墓地都没有了。他当然也知道。但我们不说这个，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痛。他不说也是一种体谅，因为那更是我的难堪，我这个中国重庆人的难堪。忘记患难与共同命相连的朋友，不祭扫甚至不保留他们的墓地或骨灰，这不应该是我们讲仁义、懂礼仪的中国人做得出来的事情。可许多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我这个重庆人，应该向老将军说对不起呵！可是我没说。我为什么不说呢？我已不是礼仪之邦的后人了？

昨晚宴席间，金信将军说，１９８８年他到中国来，到山东去看孔庙，见到的是破旧和颓败，他好惊讶，很不理解，因为韩国都尊敬孔子，每年都有盛大的祭孔活动。为什么中国人反把自己的文化宗师忘记了？当地的干部说，他们要祭祀孔子，却没有条件，希望他这个韩国人也帮助向北京说说。金信将军到北京，向有关领导说了这事，还真的见了成效。那以后，山东开始祭孔。将军说，现在山东祭孔活动很热闹，很华丽。将军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一生就没有看见过祭孔，记忆最活跃的年纪里，参加过多少次批孔的大小会议，读过多少批孔的大小文章。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在我这一代身上，能有多少传承？

南方和北方

我们在重庆抗战到最后，有幸活着回到韩国。可是我们回去一看，祖国被苏联和美国分割成南北两半。在我们的土地上又要打仗。这叫打的什么呢？内战？割地战争？结果牺牲最多的还是我们韩国人哪！

我的父亲要到北方去，有人讲，你不信仰共产主义，要被杀的。但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他还是要去。

我陪父亲一起去到北方，和金日成会谈。那是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那年我父亲７３岁。金日成是３７岁，我２７岁。现在许多人都讲，当年金九主席就是对的。可是那个时候，国内原来有一些日本人的走狗，亲日派。美国要继续利用日本，李承晚也要利用亲日派。在南方，亲日派有钱有人，势力强大，结果一个也没有受到惩罚，我们海外的革命者在国内反而没有什么地位。在北方，金日成坚决肃清亲日势力，所以亲日派坚决反对与金日成和谈。

我和父亲回到南方后不久，父亲就被亲日派暗杀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６日是父亲５０周年祭日，在那以前，北方就送来信息，希望这个５０周年祭日纪念活动在平壤举行。可是父亲的墓地在南方，每年南方人民都在墓前广场上纪念他，我们怎么到北方举行纪念活动呢？可是。后来我们在汉城举行纪念活动时，平壤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听说，这是金正日委员长下令要举办的。

这是９月１６日，昨天下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２０００年澳运会开幕式，因为陪将军吃饭，我没有看到奥运会开幕式，但昨天晚上一回家，我的女儿就兴奋地对我说：“妈妈，他们打的一个旗旗！”我就明白，是朝鲜和韩国！北方和南方的运动员在２０００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走在一个旗帜下，身着一样的服装！这个画面打动了我的一向不大关心国事的女儿。

这时候，我终于把这事向金信将军说出来。

他说：“对，一个旗帜，我看到了看到了，全世界都看到了，全世界都鼓掌，萨马兰奇都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哽咽着，顿时热泪盈眶。

我说：“真是没有想到，真快哟！”

他又说：“全世界都没有想到。”

但是我却说不出话来了，掏出纸巾擦眼泪。

季羡林先生为金九自叙传《白凡逸志》做序时说，中韩两国人民以前同处水深火热之中“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今天也不会相忘于江湖。现在，我们中国人亲眼看到，世界上任何人不敢小看韩国和韩国人，而且，曾经那样对立的朝鲜南北方统一的进程这样快，让多少朝中人民血流成河的“三八”线就将消失了，心里如何能够平静呵！

金信将军竟然猜到我在想什么，他宽慰地说：“中国和我们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会统一的，不能操之过急。”

多么好的老人呵！

我惊讶他的透彻，他说，我每天看台湾的报，听中央电视台广播，香港的也看，得出一个结论，统一是一定的，不能强制。一家人吵了架，一拍即合。要用和平的办法。

我不必惊讶，将军的善解人意，是因为骨肉同胞的生离、国土的分裂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心上共同的痛！前个月，朝鲜北方一百位老人被首次批准和南方的亲人会见时，流淌的痛苦喜悦的眼泪，和中国海峡两岸亲人相见时是一样的呵！

我感谢他的体贴，说：“不能打。要沟通、协商。”

“对，不能打。”他又说，“我们最喜欢的是中国，中国和我们北方南方都有外交关系，不象美国和日本，只和南方有关系，台湾也是只和南方有关系。我的老家也在北边哪！江泽民到韩国来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与韩国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据我所知，对于中韩建交，金信将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在整个亚洲，美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是退潮了。美国现在成了局外人了。金大中说，我们不要互相刺激，要互相来往，互相帮助，我们为北韩到处宣传，希望都与北韩建交。金大中到北方时，有６０万人来迎接，虽然是组织的，但也说明了人民的心愿。我们南方北方会很快统一的，这对中国会有影响，台湾人也盼望统一。”

原来约定的１个小时，现在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如果不是安排在后面要见面的人已等多时，老人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也觉得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我告辞时，他也有些遗憾，说：讲不完，要讲可以讲三天。

再读《白凡逸志》

几年前读金九先生的自叙传《白凡逸志》，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１９３２年，上海“１２８”抗战时，在法租界里设立了后方医院。金九先生看到中国军人来来去去地搬运尸体和伤兵，看到担架缝里流淌下滴滴鲜血，他在热情向中国军人致敬时，却黯然落泪，因为想到他们自己连与倭寇作战血染祖国都不可能。我才明白，为祖国流血，也是要有资格的，亡命境外的亡国子民，想流血而不可得！所以那以前金九先生只好策划暗杀。

第二处是韩国在中国和美国帮助下成立光复军，准备秘密遣回祖国，为朝鲜的独立自由而工作。１９４５年８月，金九先生乘了军用飞机从重庆到光复军的训练基地西安，与美国人讨论有关协议。他观看了受训韩国青年的演习，非常满意，和中美各方的会面都很愉快。晚上，他在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听到重庆传来的消息：“倭寇投降了！”，在埸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快乐，忘形地雀跃欢呼。金九先生自然也觉得兴奋快乐，但又感到“好象天坍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已成徒劳，他们回到祖国打击敌人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而“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金九先生是做过很多事的，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就是明证。）那个夜晚，西安各界万众欢腾，只有韩国光复军的官兵沉浸在抑郁的气氛中。

这种弱国子民的辛酸何等震撼人心！韩国人在胜利面前的自谴自责也深深打动了我。

见过金信将军后，我又重读了《白凡逸志》，有新的发现和感触。与我们的革命回忆录不一样的是，金九先生对于他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有清醒的反思。他那时已认识到，残酷的斗争生活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的后果是严重的。他告诫人们，“我们的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养成了憎恨、暴戾、杀戮及斗争的习性，但现在敌人已退却，应是我们放弃憎恨和斗争而从事于和平建设的时候了。”身为弱小民族，在强权战胜公理的时代，在亡国之恨中，尽管有着反抗压迫的正义，却在血与火的对抗中，看惯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养成了斗争的习性，甚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在胜利后并不是什么好事。嗜杀而嗜斗，是落后民族习性吧？这位一生参与多少暴力的革命前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韩国人不管到哪儿都应该受到人家的信赖和尊敬。

不幸的是，从北方回来不久，金九先生也被人暗杀。但是金九先生的死，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独立自主以后就应该大搞阶级斗争和专政，正映证了金九先生所说，“现在人类所感不足的东西既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力。”“人类现在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仁义，缺乏慈悲，缺乏博爱的缘故。”他以半个多世纪的痛苦经历认识到，“家庭不合则衰败，国家内部分派系互相争斗则会灭亡，同胞之间的憎恨和斗争是灭亡的征兆”，“民族的幸福决不会来自阶级斗争，个人的幸福也不会出自利已的观念”。他认为独立以后的弱小民族建设的要旨是，“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我们的强大只要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就足够了，唯一期望的是高度的文化力量。文化的力量能使我们自身得到幸福，并且进一步也可给予别人幸福。”他指的这个文化是新的，决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这样化那样化。还在抗日斗争的时候，他就反对一部分青年轻视本国传统，说，“我绝不信奉程朱学说，也不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只是希望青年诸君不要忘记自己，应该开动脑筋，研究、实行切合我国国情、符合我们民族性的主义和制度，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抗战胜利回到祖国，祖国百废待兴，他提出，“我希望我们不要专门模仿别的国家，而要成为崇高而新颖的文化的根源、目标及模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确保思想自由的政治模式，完善国民教育”。“好的民主主义政治，发轫于好的教育。没有建全的哲学基础的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害的”。“所谓教育，绝非仅仅意味着培养生活的技能，教育的基础是关于宇宙、人生及政治的哲学。”

这些思想，是几代韩国志士付出生命代价得出的结论。金九先生尽管为此付出生命，我想他是无悔无怨的。看看他去世以后这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尤其是象我们这种外生型后发展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真是百感交集呵！有的事情，难道不是被这位韩国革命前辈不幸而言中么？

金信将军前天给他的保健医生，在中国长大的韩国独立运动老战士的遗孤，原来我们重庆南岸区医院院长李素心打电话说，他现在最感欣慰的是，朝鲜北方现在也在建造金九纪念馆了，大家都感到应该走和平统一的道路。 他让李院长把这话转告我。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同样令人欣慰的话转告金信将军呢？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他都有深厚的情谊，他是多么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