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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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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郭沫若与沈从文的历史恩怨

首先声明,这是针对伤害而言的。

文人之间,多有互相攻击的言论,是否伤害,

要看论者所论是否成理,是道理之争,还是刻意毁灭对方。

(伤害论,本来源于我说 郭的问题不过是自诬,并没有诬蔑他人,伤害他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针对建国后郭沫若的媚上说而发的。而云横居士要把这个说法推至解放前的郭沈恩怨,所以有声明的必要。)

如果只看言辞是否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则鲁迅伤害了梁实秋,而沈从文也伤害了郭沫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纵横捭阖,激扬文字。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所有作家几乎都被他点评过。比如:《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穆时英》、《由冰心到废名》和《学鲁迅》,还有对周作人、刘半农、焦菊隐、施垫存与罗黑芷以及丁玲和他比较喜欢的“京派”作家李健吾、萧乾、李广田、冯至,等等,都作出了及时的批评或赞扬。

在点评这些作家时,沈从文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例如,他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就以嘲笑的

口气将郭沫若评定为“空虚”或“空洞”的作家:

“郭沫若可以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

但是,创作是失败了。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

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这是在1931年。郭对此一直没有什么反应,他第一次对沈从文出手,应该是

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

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

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

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

不能说郭写这篇文章时,没有一点私人恩怨的痕迹,但是,沈在

1939年1月22日抗战正酣时在昆明《今日评论》发表《一般或特殊》,在该篇文章中指出,

当前一些作家“在朝在野服务什么机关的,也都只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标语口号盛行时,什么标语口号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不

大明白。于是社会给这些东西定下一个名辞‘宣传品’……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点被左翼作家视为比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毒”、“更阴险”。

这些话,现在来看,并不完全错误,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遭到批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不是郭一个人的看法,舆论是压倒性地反对沈从文,就连与沈颇为友好的老舍都表明了意见:

“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

这就象震灾来临,所有的文字都带点震灾八股,带点煽情,这个时候出来谈长期建设,不挨骂倒是怪事了。

1948年3月,郭第二次出手,在香港发表了 《斥反动文艺》,其中说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

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今天看来,这些话是粗暴了些,但是有几点必须要指出:

1 沈的这些话,不论出自谁的口,必然遭到郭的斥责,这是政治态度决定的。

而沈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并不只是郭所引用的那些只言片语所表现,据他的老友施蛰存回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

右的立场上讲了。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注解,有人解释说:   

施蛰存有一篇文章曾经说过40年代因战乱就很少看到从文文章了,故他此篇所说沈先生参与编辑《战国策》虽是实情,但却不是全部的实情。沈先生与冯至等人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但并不知道该刊出钱人的背景,况且他所发基本是文艺作品,所写政论文章恰恰却是反对陈铨所鼓吹的领袖崇拜一家独大的《论英雄崇拜》,后来察觉沈冯等人也就都退出了。沈先生参与《战国策》的编辑,实不能说成是政治污点,

    

这里的详情且不论,但他自己的朋友在几十年后也这样看待,郭对他的态度自然可以理解。

2郭说沈是粉红色,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有点过份,但在当时的文学界几乎是共识。

在此,给沈从文一顶「桃红色」的帽子,则失之简单,似有张冠李戴之嫌。可是,知道当年文坛对他有些小说之「黄」几乎达成共识,也就不以为怪。七十多年前,人们所界定的「黄」,比之当今前卫作者写床上、下半身,是小巫见大巫,要干净得多。可论事,总不能脱离历史。几十年对沈先生很了解、友好的巴金,香港曾刊出过他1989年11月27日的一段录音记录,说到沈从文,巴老说:「他的小说有的写男女的,我不大喜欢,他的很复杂,有些稿子可以看出写作时的感情复杂。」(注九)这里,对着录音,巴老说得含蓄、委婉。有次,他和我讲到同样的话题,也是同样委婉,措辞则有些变化:「那时都批评他『黄色』」。1993年3月在丁玲故乡举办她的国际研讨会,严家炎教授在当众的演讲中,是没转任何弯的说:「沈从文有的小说就是写得黄色!」抗战胜利后,跟沈从文一同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并与他隔壁的冯至同志,同我讲到文坛一股贬损鲁迅,而扬沈从文的思潮时,平日沈稳、温和、话少的冯至,非常激动,他既对过去对沈从文不公正的情况讲来十分痛心,又对那些借此贬损鲁迅的怪事无比气愤。为此,讲到沈从文同周作人的关系很密切,沈是否受周作人的影响,因而对鲁迅的认识也有偏误时,他跟巴老词出一辙;是「成见」,是「根深蒂固的成见」。他看目前为这股思潮所制造舆论的先生们,绝对是些智商十分低下的蠢才,对有头脑的人,这只会与事愿违。他说:「我还不晓得他?复员回北平后,我们隔壁相邻了两年多,来往也不多,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此公趣味不高,黄色!」先生去世后,有次和冯家大小姐说到此事,她说:「我爹对你可是什么都说,你再往外说就得罪人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由他们去说吧!可是,好家伙,他们眼里,鲁迅都不行了,只剩沈从文、张爱玲成了中国新文学唯一的神了!就为这,不说它干嘛,现在又讲到鲁迅,正像冯先生所说,贬鲁是抬不了谁上去,为此,我反而将人家劝我不要往外说的话,从心里往外说了。

3 此时三大战役还没进行,鹿死谁手尚非定数,郭的言论,如同斥责老蒋一样,都不是出于

对时局的功利判断。

4 郭说沈反动,看起来吓人,其实具体说下来时,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沈不过是

粉红色。而朱光潜是蓝衣社的蓝,萧乾是鸦片的黑,要比这个判断严重得多,但并不能说

朱,萧后来的命运是郭造成的。对沈也一样,具体说来:

第一,

夏衍后来回忆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所以没有沈从文,主要原因不是郭沫若的脍炙人口

的定性文章,实是沈参加了《战国策》的编辑。

第二

老舍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58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设宴招待成百文艺界人士。沈从文也应邀参加。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由于沈从文坚决推辞,这件事最后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作为全国文联领导的老舍当时应该在座,不知其当时心里在作何感想。不过,沈从文后来倒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信中言及此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总结一下,郭对沈的抨击,从道理上来说,是在当时的正常范围,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并不对沈后来的命运负责。

重要的是,郭对沈的抨击全部都发生在建国前,这并没有影响任何人对他的评价。而在郭在非议的时代,郭无非自诬,并无诬人之举,更不要说对沈。

相反,要说郭和沈的接触,就是沈从文身边的王亚蓉女士说:

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而有人肯定王说的一切,却只否定这一点,认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着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以为人善良则无记恨再不提之理,这就让人觉得好笑了。人非圣贤,不能以圣贤的标准要求沈,更不能以圣贤的水准来抬高沈: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

“从文,一块走。”

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

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

这段想必大伙都熟悉吧,老舍对沈的善良有证据吧。

而沈呢?

1972年7

月1日在《复张宗和》的信中,他又一次提道:“老舍辈作全国作协副主席,从不正视自己责任……不注意到全国作家如何培养问题……汪曾祺在他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23]在沈从文看来,老舍作为作协领导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责任,不重视对像汪曾祺这样的青年作家的培养,并且他认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要比老舍写的“好得多”。这确实是一个大胆而新异的看法。不过,沈从文在该封信中只点名批评了老舍与丁玲,而对真正领导和负责作协工作的周扬和茅盾等,却避而不谈,内中缘由也许就在于这两位都已倒台,一个早已“畏罪自杀”,一个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

补充:

郭对沈的评价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并无出格,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夏榆《100岁的沈从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

粉红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连沈的长子都这样看。有人可能会说沈的长子当时年纪小,不懂得厉害,其实,沈在1958年尚有机会出任北京文联主席。可见郭的说法对他的前途并无什么大的影响。

以鲁迅的定性来整人有过,以郭的定性来整人则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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