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由近期离世的几位高层官员说起 -- 神仙驴

2008年8月，华国锋逝世；9月，韩光逝世。两人生前地位天差地别，一位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位最高只担任过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参加了两人的送别活动，虽然前者中还包括年过八旬的前江总，但后者的送别规格也是大大提高，不得不令人感到吃惊。长久以来，甚少有政治局常委全数参加的送别活动，除了担任过正国级或相当于正国级职务的领导人外，韩光可能是近来的第一人。

这里有无什么考究，九大常委全部露面，是韩光本身的政治地位特殊、是中央欲借此发出什么信号，还是表明今后对老革命家送别规格的普遍提升，这些都不得而知。但以之前类似韩光的老同志的送别看，这次规格似乎与韩光本人生前获得的实际地位不太相配。

从简历上看，韩光革命资历极老，上世纪30年代曾代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延安时担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此后长期在东北任职，先后曾任旅大市市长、黑龙江省省长，文革前官至国家科技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文革后期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底设立中纪委后当选中纪委常委，后任国家建委主任，1982年十二大当选中纪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1985年任中纪委常务书记，1987年卸任。韩光在东北抗联的时间不算太久，但之后和陈云关系密切。无论是早年他们同驻新疆与盛世才打交道，还是后来在东北分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与副主任，乃至最后同在中纪委供职，陈云都是韩光的直接上司，韩光也是陈云手下得力干将。

当然，仅凭此就聚集九大常委是不可能的，关键处应还是与东北抗联有关。未经翔实考察，但韩光应是最后一位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原东北抗联领导，也是硕果仅存的抗联老领导。他的去世，可以说宣告了抗联基本成为历史。据网上资料，到2005年时抗联老战士还有61人健在，这几年应该又有不少凋零。另一位抗联老领导、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2006年底病逝时，朝鲜金正日特地发来唁电，无他，陈雷与其父金日成曾是抗联的战友，一同并肩作战。韩光的逝世不知有否受到朝鲜方面的关注，但九大常委出面送别这位标志性人物，借此缅怀这段历史，还是说得过去的。

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老一代革命家逝世，总会有一位或数位政治局常委送别。随着年代越来越久远，老革命家的数目也在急剧减少，活得越久，逝世后享有的规格就有可能越高。

近期逝世的政治局委员级别领导人送别规格，眼下就有一例。今年4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逝世，送别的有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一位前核心与四位政治局常委。对吴学谦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比较一下，韩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两人评价几乎相同，只是区分在具体工作而已。

两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在1985年9月，韩光被增选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吴学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韩光虽然建国后职务不高，但从事革命工作早、资格要老得多。两人最后获得类似评价，还是公允的。就送别规格看，韩光这里是所有现任政治局常委出席，吴学谦则有前核心亲临，也是差不太多的。

韩光仅任过两年党的领导人（中纪委常务书记），这个职务业已消失，历史上看，文革后存在过的副国级以上的党的领导职务（不算中共领导的军委职衔）里，中纪委常务书记应是排位最低的。这一块的大致排名顺序是，中央总书记、中顾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中纪委第二书记、常务书记。

既然扯到中纪委，就多说两句。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设立中纪委，纪委的级别定得很高。当时的中纪委高层由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常务书记和副书记、其他常委等组成。其中第一书记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和第三书记胡耀邦是政治局委员，常务书记黄克诚是开国大将，其他副书记则多是老资格的老革命家。这个历史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多有第一书记等的称谓。第一书记一般是最高负责人，常务书记则通常负责日常工作，第一书记到常务书记之间，则可能依次会有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甚至第四书记（如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上世纪80年代第一书记的职务称谓渐被取消，目前还有类似称谓的，基本就仅存于一些群众团体组织中了，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但应注意，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的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而非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同时这两会的名义最高领导是主席，往往由国家领导人兼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是主持日常工作的正部长而已。团中央这里，全称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确实是最高领导人。

前面说到纪委配置如此之高，自然对恢复正常组织工作大有好处。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三中全会增补了四位政治局成员，就包括了陈邓胡三人，不得不说，这也有就萝卜挖坑和就坑埋萝卜的因素在内。陈邓胡等可因高规格的中纪委配置而成为无可非议的政治局常委及委员，可以说，中纪委职务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虽然三人当时的资历和职务也足够更高一步的资格。对纪委工作，三位书记更多的体现在名义上的重视，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还是中纪委常务书记。三中全会后，三位书记的工作重心都不在纪委工作上。陈云待来年人大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邓颖超本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在对外及统战工作中发挥影响，来年又出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前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三中全会进入政治局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几天后即又兼任新设立的中央秘书长及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这里的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是三中全会刚结束后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这个职务要到1982年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恢复成立，才算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自此，胡在秘书长、中组部、中宣部都有所历练，接班只是早晚问题了。而秘书长职务同时被取消后，两位时任副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各有高就，也是后话。

1982年十二大，陈云仍连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此时邓颖超准备就任全国政协主席，而胡耀邦已经是中央总书记了。第二书记由黄克诚出任，原排名第一的副书记王鹤寿继任黄克诚升后留下的常务书记空位。中纪委职务名称有所变化，原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改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韩光由十一届的中纪委常委晋升为中纪委书记，并排在第二位。在他之前列书记第一位的，是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老革命家王从吾。1985年，大批老人以身作则、离开工作岗位，这就包括了中纪委的黄克诚和王从吾等人。王鹤寿于是升任第二书记，而韩光顺接中纪委常务书记职务，由此成为党的领导人。从1985年到1987年十三大选出新的中纪委领导成员，韩光实际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时间跨度不过两年，也因之在老同志中排名最末，但因在健在同辈人中的资历，还是成就了他逝世后的哀荣。

再把中央纪委后续部分扯完。十三大普遍实现一线领导年轻化。78岁的王鹤寿、75岁的韩光彻底退出领导岗位，82岁的陈云改任中央顾委主任，中央纪委书记交由新人乔石担任。乔石1982年担任中联部部长、十二大出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83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84年担任中组部部长、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86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87年十三大晋升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纪委书记，5年间把党务系统走了个遍，此时个人事业几乎达到顶峰。本也难说就不会再上层楼，不过今后十年始终只能列在党三号上了。

陈云离开后，中纪委高层也大幅缩水，最高负责人称书记，原书记改称副书记，十三届中纪委由书记和三名副书记构成。此后10年，中纪委的二号人物——即排名第一的副书记，也只是寻常正部长而已。到10年后，韩杼滨任最高检察长，算是挣回了一个副国级。再之后，何勇作为位列第一的中纪委副书记进入中央书记处，这一规格才基本固定下来。

再看书记。1992年十四大，中纪委书记由乔石转到尉健行手中。按照此前规格，尉健行本有望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几方面使得个猜测落空。一是常委候选人竞争激烈：十四届开始了近年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过程。十四届政治局常委，除上届留任的江李乔李四人并预定四大班子领导外，按上届似乎还该有主管党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务副总理、中纪委书记等人。结果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三人跳过政治局委员步骤直升政治局常委，让外界大跌眼镜。二是尉健行资历尚有不足。上述朱刘二人，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已经拥有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重要副国家级职务；胡锦涛虽然之前也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出任正部长级职务资格与尉健行不相上下，又担任过贵州、西藏两省区党委书记，履历完善得多，更主要的，则是二代核心首肯的未来接班人的第一候选，这当然不是尉健行可以比拟的。三是，乔石虽然不再兼任中纪委书记，却仍留在政治局常委内，这算不上是什么惯例，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继任者的进步晋升。所以尉健行十四大当选中纪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却成不了常委，是有原因的。放在1992年的环境下看，朱镕基是邓公欣赏的人物，是要进常委会的；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军人代表是要进高层的；邓公对接班问题的顾虑，使得在他还能举槌定音的时候提前为接班候选人热身成为可能。曾见到过一种说法，尉健行本来进常委的可能性很大，而胡锦涛则是预定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此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92年十四大时时中组部部长的吕枫已经年满65岁，到了换班的时候，但一直拖到1994年，才由张全景继任，而63岁的张全景并非党高级领导人，明显又带有过渡性质。中组部部长是接连的过渡人物，使得本来和将来人选的各种猜测在坊间流传不息。不管怎么说，胡锦涛出任政治局常委后分管组织工作，而尉健行虽然未能成为十四届政治局常委，但也出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终于成为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在1995年陈希同出事后，他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北京的政局发展中起到了过渡连带的作用。如果尉健行当时是政治局常委，那么当时由谁来接替陈希同就成了更大难事。考虑到首都的份量，新任市委书记应当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这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从之前吴邦国上调中央而增补新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为政治局委员来看，从外省市或中央重要部委调任一位资深省部长级官员，并进入政治局。但这直接牵扯京城未来布局，局促间难以决定。二是从现任政治局委员中选派，但这样对政治局成员现有工作冲击较大。调上海来的吴邦国去北京可能更不利于京城官民的稳定；姜春云已委以分管农业；谢非或有可能，但跟北京打交道太少；李岚清或许最有可能，但若离开国务院却难以再有升常委的台阶；也许，这对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是个机会，但他从未主管过一级行政区。于是尉健行成了最佳人选：北京的短期问题是班子问题，纪委书记大有可用武之地；尉健行曾任哈尔滨市市长，有过管理大城市的一线经验；尉健行年龄偏大且终会晋升，他的任职可以推后北京最后布局的时间。就这样，尉健行颇为意外的出任北京市委书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