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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读】一封有意思的信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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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创始人宋必达的儿子写了篇文章。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相

 这时候,很多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随同专家回来的是一批到过苏联学习的干部。同时也带回了苏联“三大件”——皮夹克,波罗的海收音机和俄国老婆。不知不觉中,当初那些穿着破棉袄,腰系麻绳的“进城干部”也渐渐地洋气起来,随着“一长制”的推行,领导干部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变得难以沟通了。

  应当客观公正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很大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但同时,由于当时实行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的集权化管理方式也被同时引进到了中国。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坏的,而在当时,苏联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是没有人敢于提出半点怀疑的。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是不会不意识到这些的。

“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旦得到发挥,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这是父亲的一句名言。

 苏联的管理规程是很严格的,对轧机的压下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对压下规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风险,作出了成绩却鲜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将意味着必须负法律和政治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苏联的《马钢宪法》是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是对专家权威的肯定,而当时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奉行“政治挂帅”,这就注定了“瞎指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马钢宪法》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使用空间的话,那么把苏联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苏联模式,则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非常难得的是,当时二初轧厂的孟厂长对初轧机超压下实验非常支持,这是一位解放前经常领着工友到鞍钢大白楼闹罢工的老工人,虽说没有什么文化,却对工厂十分了解,是一个十分正直的老人,对这个年轻人十分重用和信任。“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出了事我来担着。”正是有了这样的干部参与,才使得初轧机超压下实验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鞍钢宪法》具有经济民主的倾向,而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时政治民主的诉求在特定的经济空间里的释放。《鞍钢宪法》的实质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也是对人(主要是工人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的价值的肯定。

那一年,宋必达34岁。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不仅说了“七分人祸”,还说了“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他说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

他和毛四清运动的分歧亦是:毛指向官僚机器当权派;他指向地富反右坏,指向基层干部,还搞了20%的名额啊。——最后是毛收摊的。

连贯看下来,——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反思。

刘邓当政——谁也不会搞“鞍钢宪法”的,——它真是昙花一现。

毛知道“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味着什么,——可是文革,各地争权夺利,大家都冲政治上,——宁可拉起一派斗另一派(这个容易)——利益集团们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哪里会有动力呢。

我们今天,重温昙花一现的“鞍钢宪法”——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

关键词(Tags):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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