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玄武门之变的细节里有不少疑点，其中最为可疑的是上文注释④里所引的《资治通鉴》的记载，这一记载关系到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处境，而李渊的处境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关系全局，直接决定成败的。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李渊本来是要让李世民自杀的，后来却改变主意，让他们兄弟三人在第二天前去与他对质，为此还将裴寂、萧瑀、陈叔达这三位重臣都召集了起来，而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明知道其中有蹊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前去，可见李世民密告的事情是相当重大的。①

在首都长安中，李渊所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是他三个儿子合加起来也不能相提并论的。从李建成对军事防备已经足够严密的判断，和玄武门交战的时候，守卫部队的主力持观望态度这两点，更是可以得出李渊已经早有军事上的准备的结论。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李渊成功下达了命令，是很容易就能将玄武门之变控制下来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渊怎么会突然有心情跑去乘舟游玩？第二，玄武门之变这么大的动静，即使李渊本人没有发觉，也肯定会有人跑去向他报告，为何他却全无反应，不但没有做出任何安排，还要到尉迟敬德到他面前的时候才询问是谁作乱？③

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秦王府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倾巢而出，这其中当然包括李世民“素所畜养”的八百勇士，另外还要加上高士廉率领的囚犯部队的支持（高士廉此事《资治通鉴》未载，见《旧唐书》、《新唐书》的《高士廉传》），这已经是一支不弱的力量了。先发制人，占据着地利优势的他们，在有一部分宿卫军队支持的情况下，面对东宫、齐王府匆匆赶来二千人的军队，怎么会如此狼狈，竟然要依靠神力惊人的张公瑾独力将大门关上，才险险将玄武门守住不被攻破呢？

更重要的是，虽然由于傅奕星谏这一突发事件，李世民不得不在一夜之间，策划出玄武门之变这样一个临时的行动计划，但他毕竟是一个善于临机制敌的杰出统帅，他手下的谋臣也多是当时的人杰，他们在共同制定这一计划的时候，怎么会对李渊这一远比李建成、李元吉强大得多的力量完全忽视，以至于没有制定任何应对的措施呢？④

另外，李世民在李建成兄弟被杀后，到去觐见李渊前这段长长的时间里，除了派尉迟敬德前去见李渊外，竟然没有做别的任何事情，这又该作何解释？虽然史书上说他是被送到了一间屋子里，在那里休息和遥控指挥，但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李世民在作战的时候，是经常身先士卒的冲在最前面的，久经战阵的他，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怎么可能因为受到李元吉企图绞杀他这样的惊吓，就去安心休息，听天由命呢？

所以，玄武门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开始后不久，就被控制乃至囚禁了，而率领将士前去执行这一计划的，正是李世民本人。只有这样假设，才能较为完美的回答上述的几个问题。⑤

李世民在继位后改史的事情⑥，也可以从侧面加强这一假设的真实性：李世民在玄武门射出的第一箭，不是射向三次射他的李元吉，而是射向了李建成，而李建成也正是被他这一箭射死。这种亲手杀死兄长兼嗣君的事情，是非常大的罪恶，是注定要遭到史家的口诛笔伐的。但在李世民篡改后的史书中，对这一罪恶却没有加以掩饰。

对此只有唯一的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李世民在篡改过的历史中所掩盖的，是比亲手杀死兄长兼嗣君更大的罪恶：囚禁和胁迫君父李渊。

①：上文注释②中所引的段落已经记载了李世民密奏的内容，那就是“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由于李渊在第二天让他们兄弟三人前去质对的时候，叫了裴寂等大臣陪同，而这样的宫闺秘事，是不大可能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质对的，因而有的论者认为这一记载是不可信的。

这样的怀疑不无道理，但却并无太大必要。首先，李建成等人淫乱后宫的事情找不到别的史料支持，已经基本可以认定实无其事，因此在行文中笔者已经明言李世民乃是诬告；其次，在当时的形势下，李世民进行这一密奏的目的仅仅出于自保，只是想为自己赢得一天的时间，而并无就此翻盘，将建成、元吉二人踏倒在地的奢望，所以李世民的密奏是否属实，究竟是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②：玄武门之变时，玄武门的守卫部队的相关状况《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记载如下：

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隽之曾孙也。

需要注意的是敬君弘所亲试图改变他的态度时所说的话，这话里“事未可知”的判断，“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的建议，无论如何也不像是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反应，而只能是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的冷静分析。

相比敬君弘和他所亲以及中郎将吕世衡，另外的那些守卫将士才是更值得注意的，他们“徐观变”，置身事外无所作为的态度和举动才是更值得注意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就是对自己应有职责的作为：作为直属皇帝的部队，他们可能因为情报及判断的失误二做出制止两方战斗的努力、参与到其中与两方中的一方共同与另外一方战斗的若干种选择，这都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正常作为，但惟有这样的不作为，却不可能是一支忠与皇帝的军队的应有作为。

另外，李建成“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的话里的兵备，显然也不是指的自己或李元吉府中的亲兵，而只能是指至少在名义上直接隶属于李渊的京城军事力量，这一点从后来玄武门之变发生过程中，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方的军队全部都是从他们的府邸中赶来就可以证明，因为在他决定出府前去觐见李渊的时候，他话中所指的“已严”的地方绝不会是自己的府邸，而应是整个京城——至少也应是他这一路途中所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③：如果李渊竟然果真如史料中所记的那样，直到尉迟敬德到了面前了才知道发生了玄武门之变，那简直是难以让人想象的。举例来说，在注释②中，笔者已经指出了玄武门那些守卫将士的不作为是非常不正常的作为，但如果这些将士中竟然没有哪怕一个人前去给李渊通报消息，那就不是用不正常可以形容的了，因为只有在李世民对这支军队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的假设下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

无论如何，在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向李渊通报消息的企图出现的，而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李渊也是绝不可能竟然无法了解这一信息，直到尉迟敬德到了面前后这才惊问的。

④：玄武门之变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时间是完全足够让李渊了解这一消息并针对这一情况作出相应的安排的。这样的安排一旦作出，李世民的命运也就不言自明了。

⑤：在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残卷中，有一篇名为《唐太宗入冥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算是可以作为这一假设的证据吧——虽然对这一材料的重视程度在目前的唐史学界中还很不够。（卞孝萱在《〈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这一论文中，经考证得出了《唐太宗入冥记》是产生于武周（武则天）期间的结论，这一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⑥：史料中关于李世民改史或试图改史一事大致有如下一些记载：

《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减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李渊李渊去世于贞观九年五月，李世民这一次试图观看起居注的愿望未能达成）。

《贞观政要论文史》：“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联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李世民这一次试图观看起居注的愿望仍然未能达成）

《贞观政要论文史》：“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联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联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这一次李世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李世民看了房玄龄的实录删撰的实录后，并不是很满意：“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鸿叔牙而鲁国宁。联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樱，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这一次李世民直接给玄武门之变定了性，规定了实录撰写的基本方向。）

实录再次改定后，李世民十分满意（负责的许敬宗等人被赏赐加官），李世民的改史之举方才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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