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李渊在李唐开国时曾经向突厥称臣，不过这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①

在对内的统一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上半年，他就策划了一次反攻突厥的行动。在同年八月，征询群臣对突厥的政策的时候，李渊也是拒绝了太常卿郑元璹“战则怨深，不如和利”（《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的意见，而是采取了中书令封伦“胜而后与和”（同上）的建议。这都可以看出他在突厥问题上是颇为坚决和强硬的。

但在杨文幹事变发生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寇是长安太繁华了，有东西可掠夺，建议李渊把长安烧毁掉，另外找一个地方建都。这个建议是颇为荒唐的，但李渊对它竟然很是认可，开始了派人寻找可建都之地的实际行动。

诡异的是他所寻找的这个建都之地，不是“形胜之地”的洛阳，而是“邓、襄”这一带（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选这里做首都，李唐王朝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是自废武功。李渊对此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不但开始实际行动，更是态度坚定，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最后在李世民的切谏下这才作罢。

通观前后，这段时间里突厥的入寇状况，远不至于让能以晋阳孤地起兵，争夺天下的李渊害怕成这样，而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对突厥更加频繁入侵的状况，他却再也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此，李渊这次诡异的表现，就只能理解为是摆给李世民的一个态度和警告，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旦李世民再做出什么让他难以容忍的事情，他不会再投鼠忌器，即使需要付出使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大为削弱的代价，他也一定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对比之前的态度，李渊的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巨大的，更是十分突然的。这样巨大而突然的转变，只有以上文中假设的杨文幹事变为真相，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释。

①：当隋末之时，突厥强盛，当时各大割据势力多与之联合，然其用意虽是挟外援以自重，但由于处之不当，往往成为突厥制约、平衡乃至进军中原的棋子。

李渊在未起事之前，曾屡次与突厥交兵，在其起兵之后，与突厥的关系便不能不提上日程，起事后的第二个月，即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六月，李渊制定了对突厥的政策。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记载如下：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与突厥相结的建议是刘文静首先提出来的，之后与突厥的交往，直到他被处死前，也主要是由他负责进行。武德二年的九月，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的再三劝阻，坚持处死了刘文静，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记载如下：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最早的坚实支持者，有的论者就此认这表明了早在这个时候，李渊就对李世民十分猜忌防范。这样的分析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因此本文并未论及。当然，像刘文静这样一个对李渊来说仅次于裴寂的第二重臣的死，仅仅归结于李渊的喜怒无常，赏罚任意，归结于“觖望之心，因醉怨言”等类似的小过失也是不妥的。

事实上，已有论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得出了刘文静之死是因为他在对突厥的态度上与李渊有着比较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论，本人认同这一观点。这里的冲突，就是正文所说的李渊向突厥称臣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主要的出发点是——也只是——达到与突厥搞好基本的关系，确保它不对自己的起事和统一之路制造太大的障碍，而绝不能容忍突厥达到对自己的势力和政策有能力干预乃至控制的程度，而刘文静的对突厥政策，则恰好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仔细阅读所引的《通鉴》第一段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冲突，在刘文静提出与与突厥相结的建议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因此，在刘文静未能将自己的对突厥政策调整到与李渊一致的情况下，他的死也就成了必然。身为李渊第一腹心的裴寂“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的话，并非诬陷，也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这一情况的切实之言。

不过有的论者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甚至怀疑李世民与突厥之间有某种类似秘密协议的东西存在，以此来保障自己手中的兵权并进而为成为自己在太子之争中的一大法宝。且不说这样的分析根本得不到任何史料的证明，仅仅从情理上就可以将之否定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李世民，绝不会成为天可汗，而很可能会是儿皇帝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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