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革是如何演绎成一场国难的 -- 潘涌

文革是如何演绎成一场国难的

文革初期，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个他一生讲得最长的讲话，据说讲了一天时间，不知是否包括讨论，这个讲话后来被戏称为“政变经”。是经就要常看，说实在的，这个讲话在后来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不知思考了多少遍。

一直隐隐约约地有个感觉，而且感觉都不一样，好像是在讲自己，因为我一直有野心，有欲望，五十多岁了还想写作成名。我虽有脑筋，但实属一介平民，看后都有这种感觉，我想伟人就更不用说了，怪不得当时在坐的常委们听后个个毛骨悚然，就是毛泽东看后也哆嗦。

人离开娘肚的那会儿，让人看到的确实是个小婴儿，除了血肉之外，还一块儿带出点什么，多数人会说吃喝拉撒睡，没人教，全会。那么，除了这些还会什么，我认为就是野心和欲望了，而且这个野心和欲望是随着肉体一点点长大。不过人与人不一样，平民的孩子想得近些，物质些，帝王的孩子想得远些，精神些，其他的孩子就会在这两者之间忽悠了。帝王的孩子想继承王位，贫民的孩子找机会想翻身，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到于今一直是在这样演绎着。

都说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自己的母亲，实际上这时的母亲在时时刻刻克制自己的孩子不正当的野心和欲望，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李世民的一个妃子看到自己生的儿子有帝王之心，就千方百计地管教：我只是一棵河边的小草，经不起风吹雨打。儿子不听，后来谋反，被李世民赐死，母亲伤心地说儿子如今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平民孩子的母亲看到孩子有翻身的愿望，多鼓励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不是引导孩子打砸抢。

人的这种野心和欲望一直在一种发展－抑制－再发展－再抑制有秩有序轨道上行动，稍有出轨，就会有人或社会给敲打回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这种有序的社会就是我们原来听说过的封建社会的一些太平盛世，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一旦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管束，只剩下纵容，社会对人没有制约，而只剩下随心所欲，那么就是乱世。

纵观中国历史，造成中国乱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起义，二是君王权力交接前后，说得再明白一点都是为了一个“权”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最高权力的争斗和交接往往都是在宫廷中秘密进行，很多情况下连门卫太监都不知道，所以说宫廷内部的权力倾轧，钩心斗角，范围很小，对社会冲击不大，最多也是波及一些中上层人物。一旦新君王出现，大赦令的钟声一敲，来点减租免税政策，再给军队提一点军饷，就是有动乱也会很快平息，要不了多久就会万众一心，万民向新主了。

如果权力是最高权力之争，中国的特点一定是你死我活，没有仁慈，没有忍让，一块起家的要杀，父母兄弟姐妹要杀，对死党不仅要杀，还要灭族，免得有后患。很多情况下，还不是争夺，就是只有欲望，甚至只是存在都要给杀掉。为了权力平安过渡，雍正能亲手毒死自己的亲儿子。读读这些历史，看看林彪的讲话，再把文革过一遍电影，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血淋淋地走过来的。所以现在看林彪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和毛泽东到死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不少。由此联想到八十年代末那场动乱，当时已有“第二天进驻中南海”之嫌，最后的结果也不应跳出历史的俗套。

谈到文革说句俗话，就是把原来宫廷里的事搬到社会上，毛泽东再三讲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事”就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恐怕当年读懂这个“大事”意思的人不会很多。毛泽东同历史上的优秀帝王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可接班的儿子，唯一优秀的儿子毛岸英也在培养接班人的道路上不幸腰折，这不仅是毛泽东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所以说最高权力给谁社会化也是毛泽东最好和唯一的选择，而且先前也有臣子可举贤的先例，不过只是限于皇子之间。

为了邀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毛泽东再三使用古典古法，世人都可努力取而代之，这里“取而代之”翻译成文革语言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后来看到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曾高兴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人民群众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了。我想毛泽东当时内心深处的本意是在人民群众中选一批优秀的皇子级接班人，最后好中选优，接最高的班。

可是历史的真正走向与毛泽东的初衷正好相悖。首先，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正好给了有野心有权欲的人最大的释放，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他们就像开了圈门没系过缰绳的野马一个个狂蹦乱跳起来；其次，像施粥一样，吊起了民众的胃口，广大人民群众像洪荒区的灾民涌入粥棚抢粥一样，势不可挡，各取所需；第三，有人借机兴风作浪火上浇油，偷偷把西方宗教性的狂热引进中国，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甚至忆苦饭，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干脆照搬，一股脑地加在人民群众身上，从此人们开始心口不一，忠心之下隐藏罪恶。当时的中国就像慢火煮粥一样一步步由稀到烂，最后演绎成一场史无前的例党难国难。

我想最早以文字条文形式记录这些党难国难的应该是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件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政变纲领。到底这份文件是否公布于世，毛泽东很长时间举棋不定，发吧，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暴露无疑，而且还条文化；不发吧，又无法择清自己同林彪的关系，林彪问题无法定性，最后决定还是发。可事实最后证明，就是这份文件历史性地整体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惯性思维。

我常把自己比作文胆，喜欢观察爱思考，主要用的方法是看文章的时候不把自己当作读者，而是当作写作人。我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时候，那几天我反复问自己，如果让我执笔，能否写出类似的文笔，况且林立果当时比我大不了太多。我又想到林立果身边的那些人，多数都在空军大院呆过，我们都是喝相同的自来水，都在一棵大树下，难道对文革的看法差距就这么大。我想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不要说写，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是迷可能永远是迷，现在我看最好的解释就是前面说的，帝王家的孩子想得远些，精神些。

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给人民带来的不止是批判，更多的是思考。看看《五七一工程纪要》，很多人一晚上好像明白了很多。这么多年大家又蹦又跳，都是“听平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原来这“大事”与广大老百姓没多大关系，夺权上台吃香喝辣的也有数啊，搞了几年连吃饭住房都困难。毛远新当上辽宁省革委会付主任后，到基层调查，一个老工人对他说，毛主任，您每天吃什么我们不管，叫我们每天能吃上大葱沾酱就行。

从此，中央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再也捕捉不到人民群众流露真实情感的镜头了。对现在的年青人来说，给他一本文革时的照片让他辨认拍摄年代，很难，实际上从笑容上就可辨别出来。文革那十年，中国人民真正露出心底的笑容，只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林彪事件以前，一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间这个时段的照片全部是做作。

从此，中国人像从另外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完全换了一个面孔。他们对后来接二连三而来的新的政治运动改为软磨软抗消遥不干了。这时中国最忙的人是文革中的失利者和文革中的得利者，他们之间开始了清理整顿反攻倒算权力交换，而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过起了消遥生活。那时干什么都是一阵风，养海宝的养海宝，打家具的打家具，打毛衣的打毛衣。后来的几年，虽然还是毛泽东操盘，四人帮出面，想再次把宫廷里的“大事”社会化，这次可没人听了，宫廷里的“事”又回到宫廷里。

有人说，文革乱世里还出了一些高人，一些能够保持清醒头脑，无为而为的人，这些高人正是所谓大音息声，大相无形。要说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我也说不清。只能说，那是一种建立在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上的生活方式。当四周都是一片红色海洋的时候，他们遗世独立，糊涂于外形，清醒于内心，悄悄的看自己想看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收集名著古籍，收藏古董文物或名贵罕见的邮票等等。这些在文革结束后，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现在想来，感到由衷的佩服，不服也不行。

其实，除此之外，那十年国难还出现了一大批真正的高人，就是当今活跃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七七，七八”。他们没有消遥，也不要消遥，要的就是时间，补上各种文化知识，他们知道生命的宝贵，时间的宝贵，历史又把他们造就成了十年国难最大的得益者。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用了一个今日毫无使用价值的法语死词：coup d’etat, 直译是“政变”的意思，可能为了使讲话更生动，林彪音译为“苦跌打”，我看这三个字形容十年国难一点不错，十年中谁没跌倒，谁没被打倒，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就连林彪一家也没跑。

20 Sep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