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奥运征文】我的奥运瞬间 -- 梦秋

我的奥运瞬间

编辑部突然大发良心，紧急派我前往北京采访的时候，奥运会只剩下了5天的日程。所有的金牌、竞争，赛场上的泪水都和我的工作无关。我的任务是找到尽可能多的外媒记者，从他们的眼睛里勾勒出一幅奥运地图。

于是我拥有了我的奥运瞬间。

（一）机场

广州新白云机场还是一如既往地混乱。乱糟糟的大厅和登机口、早已经落后的摆渡车，安检口的队伍排了快有50米长。轮到我安检的时候，全身上下给查了个遍，笔记本电脑都掏了出来。探测器在我身上赚够了便宜，安检人员还是没有放过吃我豆腐的机会。那哥们带着暧昧的眼神问我：

“皮带头是金属的吧？”

真是明知故问！

我点点头。那哥们继续说：“撩起衣服我看看？”

这句话雷得我眼冒金星。悻悻地撩起衣服来，然后很想说句：“哥们，我这皮带可货真价实的鳄鱼！瞧见了鳄鱼没有？”

后来到了北京，在几乎所有的地铁和地下通道里手机都没有信号。我在和朋友通话时走进天安门广场的地铁通道时，通话立刻断掉。在西交民巷，偶然之间看见一部警用大巴，遮住车窗的窗帘被掀开一角，现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电子仪器。

安检是开不得玩笑的。

（二）奥运主新闻中心

采访一开始进行得很不顺利。北京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竟然没有给我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登记。这个其实只要提前48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个拥有7份杂志的媒体公司来说，居然被彻底地遗忘了。

出了北京三号航站楼直奔奥运主新闻中心。北京方面的姐们在主新闻中心外接见了我，一个劲地给我道歉，说实在是工作失误，当真没法让我进新闻中心。我心头窝火，对那姐们说：“弄瓶可乐给我败败火如何？”

姐们双手一摊，做牢骚状说：“奥运场馆方圆1000米以内，所有小摊小贩小超市，统统关门的说。”

光秃秃的鸟巢、水立方周围四处都是毒辣的阳光。我身上的汗滋滋地冒，一会儿就冒完了，听见这等回答，不禁大怒：“给我打车找地，我要喝水用午膳！”

打车用毕午膳回来，发现主新闻中心外一溜儿洋鬼子在摆摊卖纪念品，让我哭笑不得。关了自己国人的摊贩，让洋人发财，真是岂有此理！

（三）采访

北京方面的同事在短时间内给我提供了十多个外媒记者的联系方式，让我逐个打电话约定采访时间。这时候越发觉得进入主新闻中心的优越性了。打了n个电话，洋鬼子都说，我们忙着哩，你到我们的办公点来吧。

我如何进得去？嘴里说不得又把北京同事臭骂了一顿。接下来只好想花招把他们骗出来。找到个《新闻××》的记者，我说：朋友，咱们一块坐下来喝杯咖啡吧？

新闻××：咖啡？好呀……等我10分钟，我们在咖啡台见面。

我：哎……别着急，我是说在外边的星巴克坐下来谈谈如何？

新闻××的记者一点都不傻，立刻反问我：你进不来是吧？

露馅了……李鬼遇上李逵。那我也不能这么服输，嘴里继续逞强道：我其实也就占用你20分钟时间，咱们叫上一辆出租车，一会儿屁股冒烟就到了星巴克。

新闻××的这家伙真是老奸巨猾，立刻转身问旁边的人：最近的星巴克在哪儿？

旁边的那家伙的回答我听得清清楚楚：哦，要20分钟时间呢。

得了，对方这下死活不肯出来，只愿意接受email采访。

《××时报》的记者更加直接，在电话里骂道：现在接你的电话，就是占用了我的时间！

啪！挂了！

我也没法生气，都是自己人的错误，怪不得别人。后来从email采访里得知，《新闻××》的记者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至少发稿两篇。你在奥运结束的前夕，记者们都快崩溃的时候凑上去采访，不撞个头破血流才怪。

（四）打车

到北京的第二个晚上，局面开始打开，所有的关系资源全部用上，大量的采访工作需要整理成文字记录。这一天忙到凌晨一点多。从工体附近打车回酒店。找到一出租车。

我：师傅，带我到建国门外华润大厦。

师傅：哟，这地儿我还真不知在哪儿，要不您换辆车瞅瞅？

第二辆车：

我：师傅，带我到建国门外，有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师傅：那啥地界？您说的不是赛特吧？

我：离赛特还有距离呢。

师傅：得，这地儿我也弄不明白，看看下一辆车吧？

第三辆车：

我：师傅，带我到建国门外，那啥，建国门地铁站。

师傅：建国门好几个地铁站，你要去哪个地铁站？

我（再次晕倒）：甭管哪个地铁站，带我去最近的那个！

然后就带我到最近的那个建国门地铁站，接下来还有10分钟的路程，要我用11路去丈量。

突然想起来：我上次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8年前。那个时候，奥运还只停留在申办的文件上面呢。如今，北京已经变化得让我晕头转向了。

（五）放鸽子和国旗

两次到王府井附近采访，第一次非常顺利，第二次却半天找不到人。害得我直接拿广州手机拨打了两次国际长话。第二天，这个该死的英国体育记者告诉我，那天其实他就从王府井大街路口前的那个中国银行走过，愣是没看见背着一笔记本包和一摄影包可怜兮兮的我。

可能我那样子还不够可怜。

同样放我鸽子的还有若干西方媒体的记者。要是我有那本钱，恨不得冲进主新闻中心将他们横拖竖拽出来。可是我能做到的就只有不停地拨打他们的电话。

王府井那头放我鸽子，唯一的好处是我有点空余时间到天安门走了走。10米一个武警，警察也不在少数。然而长安街上走过的大妈们才是最靓丽的风景线——每个人身上都穿着一件T恤，上书“奥运治安志愿者”——这不由得让我对TG佩服得五体投地。都多少年的传统了，当年的居委会小脚侦缉队，如今换个“志愿者”的皮儿，照样管用……

采访一个法国自由摄影师的时候，这爷们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看见我大门上挂的啥？”

一面中国国旗。

他乐呵呵地继续说道：“居委会大妈说要我挂的。我说挂法国国旗行不？她说No!她自己带了一口袋，里面全是国旗，就塞给我一面。”

说完了叹口气，说要是能够把204面代表团旗帜挂遍整个北京，那就更好玩了。

（六）我爱中国

这个法国摄影师在中国只呆了两年，却疯狂地爱上了北京。

“我喜欢北京，不是喜欢它宏大而壮丽的一面——就好像CCTV新大楼，你们说它是‘大裤衩’，我看一点都不错。”

这位老兄摸出一包“中南海”，向我推荐说：“好烟，味道非常淡。”

“我记得我在开幕式那天晚上，看见外地的旅游者在鸟巢外拍照。他们没有票，但是却千里迢迢来到鸟巢前，为的是靠近它一点，多感受一下奥运的气氛。他们当然给警察拦住了。可是那一刻我被感动了。这不是伟大的一刻，也没有人会把它作为动人的故事写出来。但我看到了普通的人们从奥运当中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真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一切富有魅力！”

“中国是个含蓄的民族。当路边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中国运动员获奖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中国人开怀大笑了。虽然只有10秒！10秒！我多希望他们笑得久一点，多给我一点拍照的机会！”

和这个法国摄影师不同的是，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法国电视工作者，却给我带来一点点感伤。

她用流利的汉语对我说：

“我到北京13年了。世纪之交的北京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但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的丈夫在北京过得非常愉快。我们一度在四合院里住了两年呢。我们都希望奥运快些来临，我们能够亲眼看见奥运的盛况。”

“但是，2006年，我的丈夫病重，在北京去世了。奥运来临，我想念他。再过几年，等孩子们要回法国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该回去了。我会想念北京，想念奥运的……”

（七）傲慢

出租车停在建国门外交公寓前，初秋的阳光明晃晃地刺眼。

这一天我们采访的是《×××邮报》北京记者站的头头。这个娶了中国太太的老记者一直和我们娓娓交谈。由于我们的原因，许多问题不由得不走向政治领域里的争执。老头儿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厉而且直接的批评。对于尚未实现普选和言论自由的中国体制，他的看法非常负面。

“这样的体制会导致权力被一小撮人所控制和垄断，而且运行过程当中透明度非常低。”

我提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试图诱使他表述出一些对西方民主机制不利的评论：“从西方民主体系运作来看，不论是欧洲还是在美国，行使政权的人从来都是少数派。我能不能认为，西方国家的权力，也仅仅掌握在部分政治精英当中？”

老头儿冷静但是自信，甚至是骄傲地回答：“民主选举的体制和未经民主选举的体制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两种体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民主体制的优点，是其余体制无法替代和超越的。”

我相信他所信奉的哲学当中，带有某些赤裸裸的“非此即彼”的西方哲学信念。和许多西方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是第一个这么明确地表述出民主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人。或许这是发自内心的傲慢，或许是此生不渝的坚定信念。

（八）感受

8年前，我在高校里做假学问，借访学为名到北京来逛了两周。当时的北京把我镇住了，靠的是北大图书馆的藏书，饱经沧桑的故宫和绵延不断的长城。

2008年的北京之行，再次被镇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彩旗，标语，蓝衣志愿者。鸟巢，巨蛋，水立方，等等。

在主新闻中心之外，看见志愿者为打车的外国人指导方向，听见出租车司机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向我展示“北京欢迎你”，看见工人体育场外拿着“I want ticket”牌子的小洋鬼子，看见天安门广场上涌动的人潮，老是想起法国摄影师说的一句话：

“这个城市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变化。”

回想起一年多前回国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国外，而选择回国？我的回答也十分相似：

这个国家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 我来呱唧呱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