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华国锋走了 -- 海纳

我说：“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等文件而写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恩来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地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华国锋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地听着，看得出来，他听得很认真。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转了话题道：“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人们很容易理解，1976年老人家逝世以后，江青等人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悬案了，你能不能客观地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个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脸色微微一变，咳嗽了几声说：“反正我没有亲耳听到过毛主席讲。”

“但是毛主席还没有去世的1976年7月份，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你和政治局的同志在接见代表时却亲口传达道：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话到底是不是毛主席讲的呢？”

华国锋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如果真有那样的话，也不能说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总是要有区别的嘛。江青、张春桥那伙人惯于用毛主席的话来整人，这是已经被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我又问道：“江青等人说按照既定方针办，究竟既定方针是什么呢？如果照字面理解，既定就是毛主席已经定了的东西，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了，既定的东西对他们有利嘛。”华国锋脱口而出：“他们开口毛主席的话，闭口毛主席的指示，弄得政治局的同志在会上根本无法讲话。很清楚，如果当时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很可能就要在中央的全会上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干我们，当时王洪文还有枪，我们只能是断然行动了。”

“最初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你和谁决定的？”

“最初是我和汪东同志反复研究的，我们两人断定叶剑英同志是会支持我们的，所以在最初的策划中并没有和他商量。我们准备好了行动方案以后，才和叶剑英联系。他同意我们的行动，但是并不参加具体的部署。真正他参与进来是十月六日把四人帮抓起来后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的事情了，那天晚上给大家传达把江青等人抓起来的时候，个别人迟迟不表态，叶帅马上拍了桌子，说：[现在需要全党的团结，如果谁要搞两面派，那就先请他委屈一下吧！等问题平息了下来以后再说。总之，我们已经等待了他们好久，再不能等待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没有强大的压力也是办不成事情的。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斗争，才对政治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据说，你在抓江青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是这样说的：我们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互勾结，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把我和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抓起来，定为反革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已经调动军队准备包围北京，所以我们和叶帅等许多老同志研究，采取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措施，把他们抓了起来。现在正式通过组织决议……”

华国锋说：“原话我不记得了，意思就是这么回事。这种口径是我和叶帅、汪东兴反复研究的。在政治局势并不完全明朗的时候，我们只能这样讲。这也没有冤枉他们，大量的事实证明，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人迟早是要对我下手的，这是肯定的。”

“你那时就敢肯定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会支持你们吗？”

“我们和叶帅已经商量好了，谁要敢反对我们的行动，就连他一块搞。这在历来的政治斗争中都是这样的。抓起江青来以后，我们不是发现了她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和罪行吗？法律这个东西毕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断定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支持他们的，估计的几个人后来都没有敢干什么。因为江青、张春桥已经抓起来了。如果没有抓起来就讨论这个问题，那可能就是我们被人抓起来了。”华国锋这时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谈起话来坦诚得很。

“我们知道，历史这个东西如果现在写和将来写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仅在于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评价，而且也在于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认定上。越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事实，将来对它们的说法就越是不一样……”

我插话道：“所以，在刚刚把江青等人抓起来的时候，你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这样说：[同志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密谋要搞政变，要动手向中央挑战，我和叶帅及东兴等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在他们还没有动手之前，采取了果断措施，把他们提前隔离审查了，现在提请政治局研究。] 是吗？”

华国锋想了想，点着头说：“是的，是这么说的，是东兴同志给你讲的吗？当时我们是不准备马上公布逮捕四人帮消息的，是叶帅建议的，他对我说：[就是四人帮坐在那里不动，人民也是要会动手的，他们作恶太多了，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支持的。谁要是反对我们，谁就是四人帮的同党，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就地解决。]这才鼓舞了我的决心，所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就开了会，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批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我们采取这个行动，得力于东兴同志的建议。他对我说：[ 毛主席在解决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是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他们抓起来再说。]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意了东兴同志的建议。当时还不敢向叶帅公开，后来东兴说：[ 我们的行动叶帅肯定会支持的，他最恨江青那伙了。]

我当然知道，毛主席在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是把叶帅也牵进去了的，毛主席在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时就说过：[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

这些话，我们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公开过，为了集中打击小平同志，我们没有公开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事实证明这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我说：“是的，我相信你并不是真正凡是毛泽东说过话你都照办，你不过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应付当时的形势和对付当时的中国人民罢了。但是错误就是你在理论上推行这套你自己也许并不真正会无条件实行的路线，你这套东西都是用来对付你自己不性实行的主张和意见的。但是，你那样讲，恰恰就给别人提供了推你下台的理由。因为你在当时是阻挡别人实行解放思想的绊脚石。不把你拉下台，别人无法继续前进。”

“你说的别人就是指邓小平和胡耀邦……”

我说：“不光是他们，还有大多数的人民。当时你说粉碎‘四人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否毛主席真有这方面的指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什么人都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才能办事。这也是我不同意马上解放邓小平同志和当时要继续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原因。如果我马上办这两件事情，就会在全党造成很大的混乱，‘四人帮’的余孽就会起来闹事，说我们就是右派政变，那时很不利于控制全局。我这方面的行动和言论都是当时的党中央集体研究和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华国锋说：“我手里当时也有许多重要的文件，这些东西并不是汪东兴等人能够知道的东西。后来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才知道毛主席在同林彪斗争的时候，许多的安排连我都告诉了，但是汪东兴并不知道。他后老到处搜集毛主席晚年的一些讲话和指示，就是想弥补他的不足。毛主席是从来不把党中央的重要机密透露给身边人员的。除了他的机要秘书外。什么话应该给什么人讲，毛主席心中非常有数。这些，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中，我基本上弄清了好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好好地和你谈一谈，对你写作很有帮助。”

我笑着说：“谁敢提不同的意见呢？那时你们实行的地地道道的高压统治，绝对不会听任何的不同意见，就连稍微和江青、张春桥等人靠得比较近的都遭到了你们的镇压，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清查实际上成了你们清除异己的代名词，有的正是实行极左路线的人继续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实行残酷的打击。那样的运动比起斯大林的肃反和高压来有过之而不及，为6后来邓小平要求来个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那才是真正的得人心的政治家的大手笔呢。”

我说这话的时候，华国锋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的神情，他好象要说什么，但是想了想，还是采取沉默的态度。

我继续问他：“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决定要你辞职的时候，你想到了吗？”

“没有！”华国锋说：“当时邓小平对我说：[我们都欢迎你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吴德、陈锡联、陈永贵、汪东兴这些人必须辞职。他们不能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起码现在不行，将来如果群众和干部都谅解了他们，也许还会再站出来的。] 邓小平还特意对我说：[你要警惕汪东兴这个人，他是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你的人，连毛主席生前时他都敢背着他，和林彪搞阴谋，轰开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讨好林彪，以便毛主席一旦不在了他好卖身投靠嘛，你现在还用他，将来不搞你才有鬼呢。]他还说了吴德的许多坏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支持他们把这些人清理出政治局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核心。就连叶剑英也一再地做工作，说：[与其让陈锡联主持军委的工作，不如放手让邓小平管军队。邓小平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他是黄昏岁月尽光辉，完全是为了扶持你巩固自己的权威。而陈锡联和你的年龄相差不多，一旦他羽毛丰满，很难预料我们之后这些人会干什么。四人帮的那样的人物大有人在呀。]为了促进我和一些老同志的团结，我服从了多数老同志的意见，还亲自做工作，让他们自行辞职。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邓小平说我的领导能力不行，这样的评价难服众心。如果我没有能力，怎样解释我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大堆成绩？我担任党的住地席以来所决定的大事，都是和大家进行集体领导嘛，我没有自己单独决定过任何的大事，怎么我反倒成了没有水平的人呢？老实说，邓小平这样的行动，我的确不敢恭维。我对他很尊重，他对我却是不那么够意思……”

我接着说：“如果把历史的档案真正地、全部地公布出来，在涉及历史事件问题上充分地让各个方面的人们说话，我想人们才能真正地得到历史的教训。现在完全采取了一家之谈和舆论一律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不相信人民的做法。邓小平同志失去了民主以后才能真正地懂得人民需要民主的重要，他受冤多年所以他真正认识到了在政治斗争中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者。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民主在渐进中发展的必然阶段。当人民都起来关心民主进程的时候，这个民主和进步才会成为人民的第一生活需要，现在如果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谈其他的事情肯定会没有缴大的市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他哼了一声，说：“谁也知道谁是个什么水平，人民不清楚事件的真相，我们清楚。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得太多了，我有我的纪律。而且现在也未必成熟。一切等冷静下来后，是是非非都可以弄明白。现在也不是能够盖棺论定的时候呀！”他的不满和愤慨，随时都会表现出来。这也是他至今不成熟的一个标志。

“你现在在看哪方面的书？”我很关心他现在的时间安排。

他说“看毛主席的著作，有时也看一些历史和小说。许多写文革和过去我们党的事件的作品我也看了不少。许多东西和结论和我们过去的内容都不一样了，有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确实是叫人眼花缭乱了……”

我们后来几次谈话的话题提到了列宁去世后的遗言问题，他说：“想不到列宁林去世的时候也和斯大林闹翻了，原因是列宁的老婆叫什么……”

“克鲁普斯卡娅。”我给他提示道，“斯大林为了列宁的身体，用组织的名义给列宁的夫人和医生下令，不允许列宁再过问政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那时的政治活动和苏联的大事都已经基本上由斯大林来处理和参与了。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是能够拿得出来的好意。所以在克鲁普斯卡娅以记录列宁的指示为名干预国家大事的时候，斯大林用所谓粗鲁的语言批评了她，这导致了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形成了列宁要求撤换斯大林的党的总书记的遗言……”

“历史几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毛主席在逝世前，江青也是在找毛主席的晚年著作。她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列宁的老婆保管着列宁的全部著作。”华国锋说：“当时我们的理由是毛主席去世和列宁去世的情况不同，克鲁普斯卡娅也和江青的地位不同而拒绝了她，江青和我大闹，实际上也是和党中央大闹……”

这是华国锋惯有的把戏，那时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中央，他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他自己的话和理由为准则的。他不把江青这些人放在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说：“正如列宁去世以后和以前他的夫人和斯大林闹翻一样，斯大林去世时也和当时的领导人闹得不可开交了。当时斯大林的女儿就一口咬定斯大林是被人害死的，她不可接受一个昨天还活生生的领袖会在一个晚上而变得不相认了。他们都是在害病严重的时候连话都不能说了，以此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列宁的继承人还是斯大林的继承人都没把他们的夫人和家里的亲戚怎么样，无非是坐冷板凳罢了。唯有你这个接班人把江青抓了起来，在一个昼夜把她翻了一个个儿，成为人民的公敌。这个气魄和胆量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吧？我常常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初知道或发现你们要这样做，老人家究竟是什么态度呢？还会认为你是一个老实人吗？”

华国锋听了哈哈大笑：“历史是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的，历史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重演，我们绝对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昨天的一切。也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强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我当时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得到了全国和全党的公认，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政治斗争真正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很难区分谁的行动就是绝对合适，谁的行动就不完全合适。如果等到了江青他们主动行动对待我的时候，我还能再站出来吗？在政治斗争中，只是考虑最后的效果，而不应该事先有什么限定的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