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黑鹰直升机在空陆航最初的飞行岁月 -- 潘涌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人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三科合一”，但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亲自会见参会代表，与一名代表亲切握手。这位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一脸真诚的感激。

他就是陈景润。

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然而，最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那篇《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

一时间，洛阳纸贵。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内向的性格，加上病弱的体质，陈景润这个曾经被批判为只搞科研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书呆子，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最接近猜想的第一人。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完成的。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它物。

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于是他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演算纸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只要有人进来，就拿起“毛选”盖上。

在拳脚和辱骂声中，他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陈景润则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更让他兴奋的是，邓小平、聂荣臻专门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代表。

当他伸出双手，握住邓小平的手时，不善表达的他深深鞠了一躬。

“咔嚓”，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一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