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旧文重读】半个字的电报――――张允和 -- 猫元帅

这篇关于沈从文的短文，写在1988年5月9日。本来是准备给沈从文看了逗他取乐的。想不到沈从文在第二天就去世，没有能看到。现在沈从文去世已经四个年头了。我把这篇短文找出来，略做修改，予以发表。这样，一篇取乐的短文，竟变成了悼念的祭文。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虽然大门上贴着“免进牌”，我们还是破门而入。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的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议：“你说什么？”他用浓重的湖南腔重说一遍：“媒婆！”我说，“我做了你们的大媒，不感谢我，反而说我是媒婆？”话音未落，三妹抢着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

三妹说得没错。我自幼好管闲事。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乡下，到处缺医少药。我凭一点卫生常识，常常施医给药、替孩子种牛痘、开刀挤疖子、给人打针，什么都干，象个免费的“赤脚医生”。我又在江安，给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接生，难产变成顺产，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我给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儿子。直到一个做护士的表妹骂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医生或护士，一针把人戳死了怎么办？”这才洗手不干这些三姑六婆的营生。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文章里首先提到。后来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乡下人》一书里也谈到，可是都谈的太简单，看来我不得不再给他们二人做个注释下面我把可笑的历史往事从头说起。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10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我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近来等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抱歉的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个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这二小姐成了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低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的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象对我说，又好象对自己说。我很快把话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住处是个旅馆。天呐，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么！”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

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我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他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做客。几天后，回到他当时教书的青岛大学。次年，由于沈从文的介绍，三妹也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那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俩见面时候是怎样开腔谈话的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

1969年9月，沈从文和三妹已经结婚三十六年，住在北京。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俩先后下放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个月才去。沈从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闲谈中，他告诉我三十六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的回到旅馆，一下躺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把我教他她讲的话，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的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文，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我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想不到报务员匆匆一看，就收下了电报稿，没有问什么。我得意洋洋的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属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很奇怪！密码？不收！报务员要三妹改写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涨红了脸，说这是喜事电报，说了半天，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报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