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改变教育思想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 牧川

我们再来看艺术。

陈丹青先生曾多次撰文批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在他任教清华工美期间，最感头疼的事情便是艺术教育的教条主义。艺术教育是率真的性情，是喜欢，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于功利性的工科教育，但是在我们的学校，艺术教育遵循的却是量化考核。

“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需要疏通的人事关节，有心无心耍弄的许多上策下策，才可能混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这是老师所必须面对的。而学生面对的则是英语、政治拦路虎——最一流的具备灵性的学生因为与艺术无关的原因而惨遭淘汰。在艺术学院里，艺术是最不重要的，这不是荒谬吗？

为了避免艺术类学生的基础文化知识过于单薄，艺术院校在招收本科生时对公共科目进行考试，这种制度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在招收硕士、博士生时还沿用此制度，就显得可笑了。这种事情还是发生在清华大学，足见我们国家最优秀的院校的教育思想也是落后的。虽然国家的政策是大一统，但是只要学校能够给予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以破格录取，这个问题便解决了。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其实也是很多的。当然，手握这个权利的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老师，必须有高一级的委员会审核，必须有人监督。

话说回来，硕士、博士的头衔并不能保证艺术类学生的质量，真正热爱艺术的学生也不会把硕士、博士的头衔当回事，他们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他们虽然失去了学校的学习资源，但是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充。书店、图书馆、美术馆里到处都是大师的作品，大师当然要比院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高明。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损失是很少的，但是对于院校和国家来说，损失却就大了。充斥艺术院校的硕士、博士都是二流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又在院校留教（没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是很难在高校当老师的），又教出三流的学生，而后三流学生又毕业，又教出四流的学生，如此类推，艺术学校的素质不断下滑。

这些话并不是耸人听闻。我就曾见过一个外国文学老师，她所津津乐道的只是东家长西家短、房子、车子，对文学没有丝毫热情。她的讲课方式只是背教材。她之所以报考外国文学硕士只是因为这个科目当时的分数要求不高，有了硕士文凭好找工作。我还见过一个美术老师，他没有画出什么好东西，却通过各种关系、炒作办了几个画展，而后又谋了个领导职位。

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不仅仅是艺术院校才有，而是遍布所有学科和院校。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政”“校”不分，教育行政化。校长不是教育家、学者，而是不懂教育的政府官员。他们以GDP观念办学校，合并院校，改换校名，新建大楼，用公关的方式申请一个又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扩大招生，他们用一个个外在的东西赢得政绩，却很少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心理健康、个性、道德、人格，很少关注教育的方法、政策。

我们的院校只在外在的最能够哗众取宠的地方下手，这样的教育难道能够培养世界一流的学生吗，进而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吗？

我们再来看自然科学、理工类。

爱因斯坦在《牛顿的《光学》序》中写到：

“幸福啊牛顿，幸福啊科学的童年！谁要是有闲暇和宁静来读这本书，就会重新生活于伟大的牛顿在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些奇妙的事件当中。对于他，自然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本他读起来毫不费力的书。他用来使经验材料变得有秩序的概念，仿佛是从经验本身，从他那些好像孩童摆弄玩具般的的亲切的加以详尽描述的美丽实验中，自动的涌溢出来一样。他把实验家、理论家、工匠和——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讲解能手兼于一身。他在我们面前显得很坚强，有信心，而又孤独：他的创造的乐趣和细致精密都显现在每一个词句和每一幅插图之中。”

我相信，在我们的孩子之中，很多人在最初接触自然科学时都曾对其产生过一种强烈的神奇感和兴趣，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童年的幸福感，但是在一天一天的题海战术后，这种最为宝贵的同时又极其脆弱的神奇感和兴趣便被扼杀了。没有了这种诚挚的神奇感和兴趣，没有了亲自动手与自然世界接触的过程，没有了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敏锐目光，没有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没有了大胆的想像力，任何创造性的发现和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把眼光再放大一点，这种童年的幸福感、神奇感、想像力也正是画家、诗人、哲学家的最初源泉。我相信，大部分的孩子都曾经思考过关于世界和生命的问题，他们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他们会对自然的神奇发出惊叹，他们会幻想美好的爱和人世。教育就是要保护好这种童年的脆弱的神奇感和兴趣，让它自由成长为清晰的坚定的信念。而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却不是如此。信息爆炸、缺乏管制的网络、各种惹眼的图片、色情区、物欲的流行文化，这些东西好像激素一样，催生着今天的孩子，让他们过早的离开童年时期。

回过头再来看自然科学。我们的天才少年们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常常获得大奖，这一点极大的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但是有几人曾经想过这些孩子后来的命运，和国外的参赛孩子比较，他们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竞赛中的出色表现？很可惜，调查显示，同国外的参赛孩子比较，中国的孩子最后大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再看另一个事实，我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即将超过美国，但是博士生的论文却大多为低水平重复研究，我们的一流大学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仅为美国的百分之一二。在这样的差距面前，我们不该感到震惊吗？可是，我们的教育界似乎已对此麻木了！

中国的高中、初中的学生们在基础知识方面多比美国孩子要好的多，但是在大学，他们却没有什么创新能力。我们的教育界早已知道问题所在，可是却迟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许多“认真负责”的老师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却不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什么改革、试验，反而顶着国家政策办起一个个补习班、加强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为人师表的人实在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关心的不是学生的未来，不是学生的品性和能力，而是自己的腰包。

另外，在我们的理工教育中，除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缺乏的问题，还存在另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便是思想品性的倒退。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近六百字的文章中，只用三十多个字提到居里夫人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其余的篇幅都是盛赞居里夫人的崇高品质。他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才智和思想品质的态度。他相信所有的宗教、艺术、哲学、科学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人们从单纯的生理生存的境界提高到内心自由的境界，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从动物界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便偏重理工科教育，忽视人文修养。这种教育的缺陷在那时表现的还不很严重，因为那时举国上下都是理想主义盛行。但是在现时代商业化、物质主义的背景下，它的缺陷却表现的格外严重。

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教育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在中国表现的更为突出。

这个问题在大学中表现的最为显著。在市场化的趋势下，现代大学的教育已经不是心性的教育，而变成技能的教育。高等教育已经不代表个人品德、修养以及对于人生的理解的上升，而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这与东西方传统教育的理念都是背离的。

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是一种专事一职的器皿。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言论，相比技艺，他更看着心灵的滋养。东西方古典的流派众多，众多流派之间的关心的问题、用力的方向角度都有所不同，但是笼统的说来，古典都是向伟大的心灵看齐，而不是我们当下社会中的向“俗”的东西看齐。古典教育的目的是理想主义的精神贵族，是在纷纭的社会现实中坚守人类良知的贵族，是顶天立地不为所屈的人。

当然，古典教育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教育，在大学扩招普及的趋势下，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生进行完备的古典教育。因为很多人并不喜欢读书，他们关心的只是找个好工作过日子。但是在大学衰落、全球市场化、欲望左右人类生活、虚无主义、道德模糊、纯朴的情感愈来愈鲜见的背景下，基础的古典教育便显得尤为必要。为此，便产生了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也包含一些科学家的文章）。

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读最经典的作品。在美国，通识教育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台湾和香港在这方面也都有实践，在大陆通识教育才刚刚起步。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是具备灵性和感染力的老师。经典作品都是心与心的交流，它需要的是对人类心灵真正热爱的老师，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唤起学生心中最好的品性。

当然，仅仅等到大学时再来唤醒学生，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小学、中学时期就进行这类教育。中国古典文化主要就是道德品性的教育。在大陆，由于文革十年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几乎是断层，文革及之后的一代几乎可以说是断根的一代，而台湾却不是这样。

据王丽《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教育？》，“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必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内容实际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套课本并不是死读书、老学究，而是经常联系实际。比如“‘言行’一节，选了《论语》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一共六条有关的语录，之后问道：”

“1．“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并不回避古今之间的碰撞，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当然，在现阶段，在我们师资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要在学校进行类似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们可以借鉴电视等媒体，在现有的考试教育中见缝插针。百家讲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办一些适合中学生的百家讲坛，适合于大学生的百家讲坛，适合于普通民众的百家讲坛，我们可以把一些经典的节目做成光盘，发放到学校，开辟专门的课时播放这些节目。这些课程不必进行量化考试，但是我相信，只要是有趣的课程，学生们都会喜欢看，而且会激发思想，自由讨论。这种自由的气氛和精神才是学习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教育已经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若是再不进行改革，学生的素质、能力、价值观、道德观，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规模在增大，学生在增多，但是杰出人才却没有增多，他为这个问题十分焦虑。他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是若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不配合进行教育思想的改革，总理的这个希望便是不可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现”大师的愿望更只能是痴心妄想。

试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教育思想的改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教育方法、课程内容、考核形式的改革？在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世纪，我们的教育部门是否能够向全社会敞开心扉，发动各阶层的力量，集思广益，构建一个新的教育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