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柏杨《中国人史纲》读后感 -- 科大胡不归

忽然发现去年还修订过本文，真是不好意思，居然忘了。说不得，且发将出来，以飨（还愿意读）的读者！

按：此文在瀚海星云BBS发出来后，承蒙若干朋友商榷与指正。于是乎“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重新修订一下。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新加的内容放在【】括号之内。谢谢！

今年我生日的时候，老朋友周密同学送了我一套柏杨著的《中国人史纲》。我对柏杨最早的印象，来自上小学的时候看到的《古国怪遇记》和《丑陋的中国人》，其时只记得这是一位嬉笑怒骂的幽默老先生。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柏杨翻译的白话版《资治通鉴》，里面充满“关羽先生”、“赵飞燕女士”之类的称呼，不由得爆笑。这部《中国人史纲》早已听说是柏杨先生的代表作、心血所注，自然要诚意正心拜读。

虽然是三大本、82万字，不过柏杨的著作一向易于阅读（用刻毒的话说，就是“浅薄”），所以很快就读完了。这还需要感谢同心出版社的细心安排，对疑难生僻的字词都附上了注音和解释。有趣的是，“擢”和“赦”都作为生僻字给出了注音，由此可以想象同心出版社心目中的读者是什么人！【为免刻薄之嫌，需要立刻说明：明孝宗朱佑樘的樘字念tang2，许多类似这条的注音我原本是不认识的。】

柏杨是在1968－1977的9年零26天的监牢生涯中，埋头整理中国历史写出本书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正如司马迁、顾准、李敖（换句话说，虽然柏杨的水平不如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出于对柏杨先生的尊敬，我先来说说此书的优点。

第一章《历史舞台》，正如《出版人语》里所言，是“一篇难得的雄文兼美文”。从它的叙述方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让我们搭乘可以跟光速相等速度的太空船，从广阔的太平洋，向西飞航”，就可以看出本书的文学性很好，－－相应的自然是学术性有所不足。【令人有些发汗的是，后面又提到了超光速的太空船。老先生您干吗这么喜欢和光速拉扯在一起呢！光速是随随便便就能超的吗？想必您是不知道切伦科夫辐射的……】

介绍完地理之后，就是线性的历史，以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为序。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国有了准确到年的官方历史记录，再未中断。从这里以后，每章就是一个世纪。以世纪而不是以朝代或其他标准分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每一章也就是每个世纪的最后一节，都是《东西方世界》，列出同一世纪中别国发生的大事。这种横向对比给人以一种世界视野，很值得肯定。

书中有大量的表格。例如春秋时期有大量的政变事件，一部《东周列国志》看得人眼花缭乱。柏杨在纪元前七世纪到纪元前五世纪的三章里，用三个表清晰扼要地介绍了“封国的吞并与逐君杀君”的情况，功德无量。【最近在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看到，梁启超大力赞扬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称之为最好的研究方法。这确实是值得学习之处。】

此书最大的创见是什么？雷颐的跋《一部使人忧天下、探世变的巨著》，说本书提出了“瓶颈危机”这一重要概念。柏杨认为：“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新政权就好像一个刚刚砌好的新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孚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讧之类，都是引发震动的炸药。”“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应该承认，柏杨说的是很有道理的。正面的例子是唐太宗、汉文帝，负面的例子是秦二世、隋炀帝。不过我觉得，瓶颈危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开国元勋们都死得差不多了，新的领导人缺乏开国业绩带来的权威和经验。江泽民比诸毛泽东，不正是如此？

柏杨在自序里说“越来越多的读者在接受我的人性史观”。柏杨确实很富于同情心，经常对历史人物的道德水平花大量篇幅描述。例如南北朝时期，对军国大事的记叙还没有对各个暴君暴行的描述多。也许是柏杨自己坐过牢的缘故，司马迁的宫刑引出了柏杨的大段议论：“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系统－－军法系统。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几千年历史说明，“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柏杨指出，最早一位提出保障人权的是公元前67年给皇帝上书的路温舒。学到这个史实，是值得向柏杨感谢的。

此书的优点讲得差不多了。下面进入骂街时间！：－）

要说我对这套书的不满之处，那可是太多了。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元丞相孛罗问：“从盘古至今，几帝几王？”文天祥答：“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那么，从何骂起？

先从最明显的一点说起吧。柏杨也许是为了凸显他的人本主义，对所有人物都只称名字。一般人说的“汉昭帝”、“万历皇帝”、“慈禧太后”，他全都作“刘弗陵”、“朱翊钧”、“那拉兰儿”，而且绝不附上普通人熟悉的称呼。【顺便插一句，慈禧太后的姓应该是“叶赫那拉”，称为“那拉”似乎有点简略过头了。总之，】一个读者如果全无历史知识，看了这书绝对想不到中国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叫做“年号”。欧洲虽然没有庙号谥号年号，对于帝王也经常叫个“外号”，如“铁锤查理·马特”、“狮心王理查”、“沉默的威廉”。如果说《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关羽先生”、“赵飞燕女士”只是有些滑稽，那么《中国人史纲》的“刘病已”、“旻宁”就让人颇有些恼火了：你就不能多费两个字，告诉大家对这些人习惯的称呼是什么吗？标新立异也不要给读者制造障碍嘛！而且一个读者如果不认识“擢”、“赦”，【他知道刘病已是汉宣帝、旻宁是道光帝的几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来谈“人性史观”。说实在的，我听说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史观，人家那都是头头是道、可以理解和解释一切历史（至少目标如此）的。人性史观算什么史观？能解释文明的起源吗？能预测未来的走势吗？明朝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这是个大家熟知的事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袁崇焕需要从葡萄牙进口红衣大炮。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柏杨的说法简单之极：明朝的皇帝太差了！除了痛骂皇帝、太监、权臣、科举制度之外，柏杨没有提出任何深入的分析。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比，相去何止以道里计。【这里有必要再声明一下：我对于历史学家讲人性没有任何意见；我还自问算个人道主义者哩。令我跳起来的，主要是柏杨这么大咧咧地就发明了“人性史观”这么一个“宏大叙事”的词语，而且这么大咧咧地就归功于自己。我觉得这会造成两种错觉：一是“人性史观”是一种史观；二是其他历史学家不讲人性。如果说前一种错觉还是个学术问题，后一种错觉可就是对诸多前辈的大不敬了。难道说吕思勉不讲人性吗？顾颉刚不讲人性吗？陈垣不讲人性吗？再往上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讲起人性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柏杨缘何知道读者接受的是“我的人性史观”，而不是“比我老的老头的人性史观”？在《唐吉诃德》、《巨人传》、《十日谈》的时代，讲人性是件石破天惊的事。到了柏杨的时代，以人为本早就是常识了吧！赵树理的小说《登记》里，包办结婚的到政府去登记，王助理员问“为什么愿嫁他？”，回答都是：“因为他能劳动！”历史学家讲人性就跟农村人“能劳动”一样，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你能只因为一个人能劳动就和他（她）结婚吗？《西游记》里孙悟空在驼罗庄消灭了一只大蟒怪，猪八戒“赶上来，又举钯乱筑”。行者道：“呆子，他死也死了，你还筑他怎地？”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打死蛇是不算英雄好汉的，信矣夫！】

每一世纪的最后都是《东西方世界》，这是个很好的做法。不过让我来吹毛求疵一下。有位阿拉伯学者赛义德（Said）提出了“东方学”。在下末学浅陋，对其仅闻大概，下面所述如有错误，责任在我。“东方学”说：所谓东方，只是西方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中国人谈东方的时候，只想到中国。印度人谈东方的时候，只想到印度。阿拉伯人谈东方的时候，只想到阿拉伯。其实历史上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东方。不像西方，秉承希腊－罗马的传统，确实是一以贯之的。所以罗素可以写《西方的智慧》，却没有人能写《东方的智慧》。柏杨的目的既然是比较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直接叫《外部世界》或者《其他国家》不就得了？何必故弄玄虚叫什么《东西方世界》，反而有露怯之嫌？【跟“超光速的飞船”似的。】再说这《东西方世界》里的内容，固然有不少欧洲的事件，日本、朝鲜、越南的也不少，这标题不是更显得无的放矢吗？

说到“东西方世界”里的日本历史，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朋友们（很多可能是从光荣公司的游戏里学来的）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错误。柏杨写道：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逝世，托孤于德川家康、毛利辉元；1600年毛利辉元攻德川家康失败，德川家康在江户设幕府。其实毛利辉元只是丰臣政权的五大老之一，丰臣秀吉是一同托孤于这五个人的。如果说五大老中有人特别得到信任，那也是前田利家。1600年的关原之战，反对德川家康的“西军”的领导人是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毛利辉元只是西军名义上的总大将而已，其实根本没出多少力。德川家康击败石田三成掌握大权是在1600年，不过开设幕府是在1603年。柏杨对于这场决定日本二百多年命运的战役如此草率，可想而知其他的史料可信度有多高了。

这种不严谨的态度也表现在中国的史料上。柏杨很讨厌道学，这可以理解。不过他说朱熹跟唐仲友争夺妓女严蕊，就是道听途说，以感情代替证据了。基于极少量而且来源不可信的证据，却引出了大段大段的对道学、道学家的批评。还有“孔子诛少正卯”，学术界大多认为不可信的，也许因为符合柏杨对儒家的厌恶态度，也被大肆渲染。孔子有没有删《诗经》，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柏杨却径直认定，而且扣上一顶大帽子“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对比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为了论证丁鹤年是回教世家，博搜群书，提出证据达八点之多，两人在学术态度、学术水平上实在相差太远了！

【柏杨的文学与学术水平与态度，典型地表现在《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这一节里。他说：“据说他（按：曹雪芹）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鄂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文化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我虽然对《红楼梦》所知甚少，但知道的一点点已经足以使我对这段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固然有红学家认为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写的，不过那也是认为曹雪芹写着写着改变了最初的设计。在这里我对柏杨不满的，一是他的论点，二是他的论据，三是他的态度：三者之间是强烈的递进关系。他的结论容或是正确的；他的论据是难以置信的；而他的态度是轻率得令人想发飙的，－－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再来看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最熟悉的一段中国历史－－三国。不知道为什么，柏杨对三国的记述出奇的短，简直是惜墨如金。石虎、高洋的暴行都可以写上一两页，三国的整个历史却只有八页，还包括三页的《政制·九品·清谈》。在这短的出奇的篇幅中，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提到了魏延的子午谷建议：“这种冒险的军事行动，超出了诸葛亮谨慎稳健的性格，他不会不知道军事行动有时是必须冒险的，但他不敢尝试。”问题是诸葛亮既然认为大路进兵足以取胜，为什么要尝试这么一个风险极大、希望大半寄托在对手无能上的莽撞计划？诸葛亮真正的失算是马谡在街亭不“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没有在子午谷冒险。根据这样极薄弱的证据就评价当事人的性格，正是柏杨的典型风格。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柏杨在“赤壁战役”一节中，称曹操方为“政府军”，说“刘备和孙权结盟，共同抵抗政府的攻势”。恐怕除了曹操自己以外，再没有别人这么称呼的！地球人都知道政府只是曹操的傀儡，所谓政府军只是拉虎皮作大旗而已。《资治通鉴》里周瑜就说了：“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难道柏杨认为赤壁之战是中央政府剿灭地方叛乱的战争吗？老大你是翻译过《资治通鉴》的呀。【刘备和孙权该象台湾政府一样，痛斥柏杨对他们的“打压”和“矮化”了。】再来看柏杨检讨的“政府军统帅”曹操在赤壁失败的原因：一，疾疫；二，骄傲；三，坏运气。仅此三点，刘备、孙权的团结，诸葛亮、鲁肃的奔走，周瑜、黄盖的奇谋，全都不提。这也太曹粉了吧？还好没像曹操给孙权的信里写的那样，说曹操是“烧船自退”的！

柏杨有一点问题是：总喜欢用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揣测古代人。例如他认为尧、舜禅让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舜、禹逼迫的结果。【顺便说一句，柏杨在介绍了尧、舜、禹名叫伊祁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之后，就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三个没几个读者知道的名字，把正名运动进行到底。孔子云：“必也正名乎？”柏杨虽然很反感孔子，一有机会就说孔子的坏话，在这一点上却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一张舜的图像的注释是：“姚重华，中国早期历史上最成功的谋略家之一。”可是古人的想法未必和今人相同。【梁实秋爱说“永恒不变的人性”，其实从古到今人性变了不少。】匈奴的单于去世之后，遗孀（阏氏）自动嫁给下一任单于，无论是前任的弟弟、儿子还是孙子，王昭君就连续和呼韩邪单于及其儿子雕陶莫皋结婚。如此看来，禅让有什么不可能的？固然这事也可能是后世的编造，但无论是真是假总需要把证据找出来，而不应该仅仅根据现代人的想当然就下结论。

篇幅最短的一章是二十世纪，因为在这里柏杨只记载了一件事：八国联军。全书也就在这里结束。我不明白以此结束的理由是什么，也许是后面的事情离现实太近，太难写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合理的安排，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可批评的是八国联军事件的结语，也是全书的结语：

“回溯十八世纪准葛尔汗国的故事，它最后一位可汗阿睦尔撒纳生下来时，满身鲜血，民间坚信他是为复仇而来。据说，当十七世纪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初崛起时，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征服同属于女真民族的那拉部落，屠杀极为残酷。那拉部落的老酋长死前悲痛地说：‘我们纵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复仇。’那拉兰儿正是这位老酋长的后裔，她正在不知不觉中为她的种族，报此三百年前的血海深仇，努尔哈赤的子孙，将被她的复仇之手埋葬。”

这可是《中国人史纲》啊！不是《清宫秘史》，不是《三言二拍》，也不是《基度山伯爵》。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把这种稗官野史写进去已经不太适当，更何况还是作为全书的结尾。写文章，“豹尾”特别重要，这个道理文学家柏杨不可能不懂。你看人家王菲唱的《打错了》，林夕作词，一通嬉笑之后幽幽地来一句“你紧张得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这就叫做戛然而止。如此宏大的叙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都在其中，最后却来一段一家一姓的小小恩仇，不觉得太对不起书名了吗？

如果说柏杨没有对于全体中国人命运的思考，那是不对的。在《二十世纪》的开头，检讨了二十世纪的三件大事：推翻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发明三民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高举主义大旗的国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亚洲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请注意，在柏杨看来，这些都只是“亚洲第一个”而已，也就是说只有模仿之功，对世界文明算不上什么新的贡献。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这些惊人的跳跃翻腾，使中国人互相残杀、互相侮辱，得到的不是正面成长，而是无限悲恸。”又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蒙羞的世纪和向人类文明交白卷的世纪。而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人的脚步，恐怕更为艰难。”居安思危、多讲忧患固然是好的，可是把整个二十世纪定性为“向人类文明交白卷”，这问题可就大了。在世纪之初，被八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就可以和日本血战八年，最终胜利。过了半世纪，又可以和联合国军硬碰硬，保住朝鲜。虽然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动荡，却也有原子弹、卫星和诺贝尔奖的荣耀。蒋介石在抗战时的日记里哀叹：“余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久之坚持，默察熟虑，无可恃也！”正足以说明他的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二十年之后，中国就变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尽姚重华、伊祁放勋），人人都会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敢于胜利，善于胜利”，不知这算不算“正面成长”？如果说这也叫交白卷，那这卷子也太难了，不作弊恐怕是得不了分的。

有趣的是，柏杨在《历史舞台》的结尾却又写道：“就在二十世纪，……奄奄一息的中华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的、强大光荣的角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如果把这作为全书的结尾，格调上倒挺适合。只是令人无法理解，首章的褒扬和末章的贬抑，为何如此自相矛盾？究竟哪个代表柏杨的真正思想？

在2007年7月的《读书》上有一篇聂华苓作的回忆文章《郭衣洞和柏杨》，郭衣洞就是柏杨的真名。原来柏杨年轻时写小说，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重要人物、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68年翻译一则《大力水手》，说大力水手和儿子落难孤岛，俩人要竞选总统，父亲要写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结果以打击国家领袖的罪名被捕，以叛乱罪判刑12年。这遭遇真是值得同情。不过也可以看出柏杨为什么作不成顾准、黄仁宇、李敖。“非同寻常的论点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柏杨却经常以薄弱的证据得出重大的结论，－－也许反共文学家的背景就决定了他必然如此。

聂华苓摘录了柏杨在狱中写给他女儿的两封信，都是要女儿帮助在报纸上看到的患病的穷人。一封道：“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另一封写：“希吾儿速给徐小妹五百元（爸爸还你），此钱虽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

“人性史观”虽然不算史观，古今的人性虽然有所不同，讲人性人权总是必要的。对《中国人史纲》吹毛求疵，正是责备贤者之意。柏杨先生毕竟是富于同情心的悲天悯人之士，因此其书虽然有白璧微瑕，我对他仍然甚为尊敬。为此，我再次衷心感谢周密先生的赠书之德。

《中国人史纲》（上中下），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