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我为什么反对吴稼祥《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 -- 牧川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妹，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也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