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它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幺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