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良宇受贿239万，判18年，“清官”一枚 -- 纪琮

先声明，我本人不在体制内，也不在国内，不拿国家工资吃饭，从来没有、没机会未来也不会与国内的官员交易勾结，不是为一已之私而信口开河。

首先，反腐要靠体制，单单惩罚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现有的体制下，大面积地权力寻租，抓不胜抓。而且有些人能力很强，人才难得,如果只是因为犯了经济错误就要抓起来杀掉，未免可惜，毕竟现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无完人，能力强的人傲气一些，不愿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容易惹事生非。但看过《老殘游记》的人都知道，固执专断的清官造成的祸害往往比贪官还要大，而无能的清官则让人恨无可恨。全换上道德过硬、政治正确的人上去，廉洁是保住了，发展却可能减速，白白浪费了这稍纵即逝的大好机遇，会影响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其次，有些所谓的违法乱纪起因不在行为本身，而应归咎于制度太过落后。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实践总是超前于制度太多，换言之制度大大落后于实践需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包产到户、市场经济、金融创新。。。，都是实践中先搞出来，大家伙都看到有利可图，成了大势所趋才用制度固定下来的。如果严格按制度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缚死了自己的手脚不说，象小岗村那些人在当时统统都应该抓进去判刑的，也就不会有包产到户这一说了。在制度落后现实的情况下，想发展有时就难免要打打擦连球，趟着石头过河。这个时候做事的人的位置比较微妙，也比较危险。做成了可能奇功一件，也可能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做砸了或者社会大环境变局，趟石头过河就成了趟混水，分分钟都可能给整到牢里去。没办法，急剧变革的社会，什么都不成熟，法律本身又不可能朝令夕改，严格依法办事是不现实的。这也算是我入法律这一行15年来的一大体会吧。

再者，现有的分配体制也不是很合理。举个例子，是2000年的数据。当时国信证券研究员月薪有一万多，业务部门收入更高，而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能力更强却只有3000来块钱，因为他们是深圳市政府委派的，算国家公务员。这种分配体制下，没有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当然我不是说国信的董事长和总裁就一定会贪污受贿，但单纯的道德约束是靠不住的。清朝的时候都知道在俸禄之外国家还另给官员发一笔养廉银。养廉银制度算是深谙人性之弱点而推出的一项十分务实的制度。我们现代人不至于连这一点都看不清吧！

以前在国内读法律、工作时很FQ，觉得身处官府就理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到了美国又读了几年法律接触了一下实践，发现这世界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美国三权分立，政府虽不高效却有廉洁之名。但其实质真如此吗？克林顿在任时因拉链门一案近乎破产，但等到今年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提名时，公布的财产就已达1个多亿；鲍威尔归隐后可以到大公司任总裁；切尼从老布什的国防部长位置上退休后可以到军火商那里当头领；保尔森来自高盛，任期届满很大可能还会回归华尔街；前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尔斯基是WilmerHale的大老板，这家律师行在美国以做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闻名；所还有N多议员卸任后专事院外游说......。举这些例子只是说明，美国的制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退休后“合法腐败”的途径，因此任期内搞小动作就成了多余，成了拿自己的“钱”途开玩笑的傻X行为。中国缺乏这样的“合法腐败”机制，权力资本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既便是苏东那些所谓民主新税，在这一点亦不能免俗，比如叶利钦时代权贵资本对俄罗斯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强取豪夺，触目惊心一词都不足以形容。

最后再说一句废话：再美好的愿望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强大的执行能力都只能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