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 -- giggle

舞台与作为，无权断不能有所为

无权定难办事，权大易遭不测，曾国藩对此体会颇深。因此，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权大一定要让。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磨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

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

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未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忠告】

无粮不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