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 -- giggle

脱胎换骨，打造湘军

第一是千磨百折。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还要多。他自己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一向傲视群伦、挟 “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栽嗽诠劾涝?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此沉痛”的慨叹。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 “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叙团练大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汗颜多多。但湘军这条船实在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尤其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第二是厚饷养兵。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4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入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4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200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时，规定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已是绿营兵的近3倍。湘军比此还要高。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难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他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为了使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惟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的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总结】

天下事无实意者鲜有成效，务虚名者多后患。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即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腐败至极而“改弦更张”的。

本来，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和待遇等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争之实。因此，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由于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因此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就是说，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但由于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由于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这样，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腐败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十分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二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也就是朝廷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无论如何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团练是保甲法的遗意，用于防守地方小股盗寇还勉强称职，如果用来防御强敌就变得无能为力。多少年后，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总结曾大帅成功时还颇有感触地说：“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他还指出：无论从决策层还是言官们，都认为团练可以成功，因为没有筹饷之难，没有募兵之劳，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说非不美也”。但作为思想家的薛福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事没有实际意义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务虚名的多留后患。”他举出三个例证：一个是罗绕典，当时在籍“丁忧”，闻诏后即赴长沙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另一个是前刑部尚书陈孚思，在南昌与江西巡抚办军务。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由于二人与巡抚同在城中，又时间非常短，因此虽然没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于互相倾轧。后来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吕贤基，以工部侍郎在籍办团练，但当皖北危急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最后殉难舒城。

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即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所以薛福成说：“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薛福成选集》，《叙团练大臣》)

曾国藩属于帮办团练，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即不能取代正规军：“著各该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故伎的重演，妄图以此遏制太平军扩大兵力，“驱民为寇”，由于团练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因此团练大臣则只是帮同办理。

但曾国藩对这样办团练不感兴趣。他要另立新军。

曾国藩认为，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必须有一支强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是自己募勇训练。

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后，就向湖南巡抚张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遂一拍即合。因此，曾国藩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

曾国藩通达政务，对清廷政治的运作过程十分清楚。因此，对于回乡之后的第一份奏折，他写得很委婉，第一层讲了自己遵照皇帝谕旨，前往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第二层讲团练虽然好，但今昔不同，因为嘉庆年间是官给发饷，现在需要乡绅自己出钱，弄不好会走向反面。第三层讲长沙现今空虚，必须练兵才能缓急可恃。最后则抛出自己的练兵计划，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清廷急于平定太平天国，因而只要对此有利，就都开了绿灯。因此咸丰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

曾国藩的政治眼光确实比清政府及同时代的大僚们高出许多。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尤其是利弊相权取其轻。他的计划通过后，给朱孙诒的信中说，“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更直接了当地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还在批给手下人的批牍中，将本来并无二致的“团练”一词，“谬加区别”，一分为二。他说： “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为费颇多，故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团，庶几有益而易行。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更是通达时变的人。他改造“团练”，使他与当时的四五十位团练大臣分道扬镳。而且，由于“改图之速”，所以“立竿见影”。当然，艰辛的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破。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而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

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这是一支“士卒精强”，“制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招募勇丁、挑选军官以及军官对勇丁的控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破二人帮，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