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 一剑南来

　　三、“每牛录出披甲不到20”的辨析

　　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中引用的关键一句：“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蒙天眷佑，故克其坚城，其所号天下雄兵，尽斩于各地，天以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畀我，遂命每牛录遣护军三名、甲兵二十名，驻守其地，兵数较前多。”[19]

　　这段话，除了可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皇太极所率入关总兵力多外，还可以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攻破之先锋军要多。那个“兵数较前为多”，是仅指比破关时多还是包括比后来野战攻城都多呢？破关是15甲到20甲，后来野战攻城是否也是15甲到20甲？但在皇太极高超语言艺术下，说得极其含糊不清，乃至自相矛盾。历史上，皇太极为打击、贬低政治对手，类似不顾事实、颠三倒四的话语并非一例，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后，皇太极别有用心地辱骂莽古尔泰，但前头骂莽古尔泰弑杀亲母，后头又说其母被送到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处寄养[20]。因此，拿这段很不可靠、富有歧义的话来作为分析后金兵力的主要依据，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从实际战况看，后金披甲数绝对不可能是每牛录不到20甲。

　　如歼满桂部后，皇太极先派每牛录2护军护送土谢图汗回乡，再派岳托率每牛录5护军、10行营兵共计4000精兵往东南方经香河径围永平，而后让剩余行营兵缓缓向东而来，自己本人率八旗护军加500枪炮手直扑蓟州，并在蓟州城外击破五千明军[21]。也就是说，加上遵化每牛录2甲（500甲兵），清方自己明确记载的每牛录披甲数就已经达到19名。如果后金出兵真是所谓的每牛录15-20甲，那么只能说剩余行营兵和八旗护军都不存在了。

　　再有，后金攻克永平后，老档、实录均记济尔哈朗率一万兵留守永平，皇太极率八旗主力攻抚宁、昌黎等城。从清方那段时间记载看，连外藩蒙古兵都不计入兵数，厮卒之类的辅兵更不用说，所以济尔哈朗那一万兵均为战兵，即使有无甲兵存在，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算，永平也有6千余行营兵，而此时遵化还有披甲兵千余（500甲兵加杜度所率一旗护军），不算皇太极所率八旗主力，单只永平、遵化两处披甲兵就起码有7千余，比capo估计的5千披甲多出2千多。而皇太极所率的八旗主力，据《崇祯长编》记载，即守城明军的观察，人数为3万余[22]。按战辅比1:1计算，战兵应有1万5以上，其中满洲披甲兵不下万人。

　　分析到此，事实已经很明显。拿清方资料中单独的一条抽甲纪录来推算后金总兵力，要非常谨慎。如果只看其中一条，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取信，忽视了清方有阙记或故意省略的可能，则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努尔哈赤时期，《武录》记天命二年攻取抚顺时，每牛录出甲兵二十以备攻克，最后总兵力却高达2万步骑。对照老档更详细的纪录就很清楚，这次出战是每牛录出甲40，《武录》所谓每牛录20甲不过是指专门攻城者，其他已抽甲故意不提[23]。又如《老档》有记天命八年二月，每牛录抽甲一百[24]。是否说那时后金全国每牛录只抽调了100甲兵呢？事实并非如此。之前一月份有个关于征粮的命令就提到当时抽甲已经达到五十甲[25]。所以，后面记载在处理某萨满抱怨抽丁太多时，满洲大臣在审理时提到“一百五十甲兵，乃理应派遣之人也。”[26]也就是说，天命八年，后金每牛录抽甲实际已达150甲。如果没有前后对应的其他记载作佐证，单单凭每牛录抽甲一百的一条记载来理解，很可能以为那时只抽甲一百。又如值月档在大凌口之战前，记载每牛录只抽甲兵60，其中20甲留守，40甲出征。但是否就是说后金此战就只出动了一万披甲兵呢？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从老档吹嘘自己兵很少的时候就暴露了它真实的出兵数——起码3万战兵。事实上，老档、实录散失、故意不记的资料不少，再加清方往往讳败扬胜，为夸耀武功又特别喜欢夸大敌人兵力、缩小自己的兵力，如老档记天聪二年宁锦大战时以80后金兵击败满桂2万援军的神话等，举不胜举，这就更加提醒我们在分析考据时对清方史料要抱极其谨慎的态度。包括值月档、老档等，虽然称第一手资料，但也是经过精心取舍、修改过的，不少还是事后追记。

　　四、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的估计

　　否定了所谓每牛录不到20披甲的兵力，那么后金出兵真实规模是多少呢？据老档，攻下遵永四城后，皇太极率主力回师后，留济尔哈朗等率每牛录3护军、全部行营兵防守永平四城[27]，后派阿敏率每牛录20甲兵（行营兵）加部分步兵接替济尔哈朗。而从济尔哈朗与阿敏前后战斗表现看，还有皇太极命令阿敏留守四城要补足、补强每牛录20甲兵[28]，济尔哈朗兵力应比阿敏多和强。再考虑后金行营兵战斗死伤等因素，故可判断皇太极第一次入关，行营兵出动规模为每牛录30人，由此可按比例推断入关后金护军应有每牛录30人，甚至可能更多。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这次出动无甲兵（步兵）为每牛录18人。

　　也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后金出兵规模为每牛录30护军、30行营兵、18步兵，不到三丁抽一规模。以八旗牛录数250计算，后金这次出动护军7500、行营兵7500，即披甲兵1万5千，另外有4500步兵。再加上左右营蒙古兵3000，汉军枪炮手500，以及与披甲数量相当的1万5千厮卒，八旗全军应在38000左右，其中战兵2万3，辅兵1万5。

　　这个估计比较合理，如入关前夕，代善、莽古尔泰曾经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如果后金全军真的只有一万多，怎么会这么担心后勤困难呢？另外，《明清战争史略》中也提到，在遵化附近，代善率三万精骑将据山而守的明军刘之纶部一万兵击破。暂时没找到“三万精骑”的出处，但《清史稿·代善传》提到此战时说，“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则兵马甚多可以确认。

　　而Capo文中认为遵化为后金退出长城一线的重要城池，只留军师范文程这样的重臣率800兵防守，可以佐证后金入关兵力不多。这样的观点也很难成立。范文程当时不过是文馆文员，在努尔哈赤时期及皇太极早期并非什么重臣，努尔哈赤一直轻视汉文人，皇太极即位后开始改变政策，天聪三年设文馆，汉文人地位略有改善，但也说不上高度重视，范文程不过是文馆成员之一，连世职都没有，在第一次入关结束后，才授游击世职。在遵化，范文程上面有参将、游击，还论不到他做主事人。直到天聪十年，设立内三院后，汉文人包括范文程的地位才有显著提高。而皇太极入关，基本上是无后方作战，固守四城的决策是很迟才下的决定，那时用 800战兵守遵化一城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出关的几个主要关隘，皇太极还让投降明军驻守呢。因此，这些都只说明皇太极对自己军队野战能力的自信，相信能攻进来也能打出去，而不在乎关隘城池的得失。

　　而与皇太极一起入关的外藩蒙古兵，估计总数约在20000左右（可参考两年后大凌河之战，与这次入关规模相似的外藩蒙古兵达两万余[29]），但攻破长城后，哈喇沁等部被遣回，事实上基本没走，而是继续呆在明边境抢掠，单苏布迪部就有步骑 4000余[30]，因此，估计皇太极带到北京的大约只有1万外藩蒙古兵，其中战兵应为5千。而歼灭满桂部后，又送走了土谢图汗一部，则外藩蒙古兵就更少了。

　　除遵化留守的约千余人，皇太极带到京师的满蒙兵约为47000左右。那么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面对的后金兵是多少呢？

　　八旗军部勒严整、军法严酷，攻城野战，讲究整体作战，力求做到在战役中以多胜少。凡野战，八旗各依汛地，并驰而前。一般而言，对仗之时，以八旗固山额真率各旗行营兵在前，八旗贝勒率各旗护军在后作总预备队。同时，八旗常分左翼四旗、右翼四旗两路配合作战。左右营蒙古兵经常分两部配合左右翼八旗满洲作战，有时也直接掌握在后金汗手中作机动兵力。汉军火器兵以及最精锐的白甲护军一般也掌握在后金汗手中。除此之外，八旗满洲兵一般都是跟随本旗贝勒、固山额真一起作战。后金汗有时也会因战役需要，抽调每牛录若干兵组成新的部队，但多为完成临时性作战任务，完成则各归本旗。在天聪初年，皇太极君主权力未完全确立时，抽兵时间稍长，有些主旗贝勒就会有意见。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因为部下伤亡较多，要求被抽调出去的战兵还归本旗，皇太极不但不理睬这要求，反而指责莽古尔泰差遣之人不得力，由此引发了莽古尔泰的怒火，大吵起来。

　　在北京城下，后金军是先扎营再出战。故推测后金应以少量战兵率相当部分辅兵留守营中，约略估计为7、8千，则后金军逼近北京城下当在4万左右，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战兵和战力较强的辅兵。当时后金军先发现德胜门满桂、侯世禄等部，皇太极与代善率右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以及白甲护军、火器兵、蒙古兵前往德胜门与满桂等军作战，莽古尔泰则率左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为预备队。接战前夕，皇太极又发现广渠门袁崇焕军，加上可能发现德胜门有一半明军溃逃，于是将手中的白甲护军、左右营蒙古兵以及部分外藩蒙古兵加强左翼四旗，由莽古尔泰统一率领攻击袁崇焕军。由此可知，莽古尔泰部应比皇太极部略多，也就是说，在广渠门战斗中，后金是以2 万兵战明军9千，而非清方吹嘘的2千战2万。所谓“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31]，不过是清方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宣传伎俩而已，不足为信。

　　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以寡敌众，明方、朝鲜方资料基本都记载此战明军获胜、后金败退。清方虽然夸口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失败，并处罚八旗满洲贝勒、固山额真以下多名将领[32]。则此战最后谁胜谁负，毋庸置疑。

注释：

[1]《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见以下链接：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_safe.asp?TopicID=1652927&Page=3

[3]《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4

[4]《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历史档案》2001.1

[5]《建州闻见录》：“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6] 中华书局1990年版《满文老档》（以下均简称《老档》），p448

[7]《老档》，p957

[8]《老档》，p170

[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 ：“议定马兵数：每牛录甲兵六十名，分为三分，两分出征，一分留守。”留守马兵数合计五千，故可确定天聪五年有250牛录。据后来战况，可确定此段记载应为抽调骑兵纪录，而非抽调全部兵马纪录。

[10]《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清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

[12]《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九月戊戌：“至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何以士卒有众寡？马数有羸耗？皆由牛录额真贤否不同之故。”

[13]《老档》 第1155页记：“是役也，确切言之，明兵四万，诸申兵一万五，观此言无大出入”。《天聪五年值月档》记此战有诸申兵一万。值月档虽为老档来源之一，但老档记载兵力明显另有出处，如记外藩蒙古2万余，以及记载歼张春部后金具体出动部队、兵力，值月档均阙记。故两者虽都是吹嘘满洲兵不多，但老档记载可前后对应，比值月档可信。

[14] 《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汗率大贝勒、贝勒莽古尔泰、台吉德格类、台吉阿济格、额尔克楚虎尔、阿哥硕托、诸申、汉人、蒙古兵之半，明马兵前来战”，没说后金具体兵数。《老档》第1153页则记为“率诸申、蒙古兵，及西乌里额附兵，共不及2万人”。西乌里额附即佟养性，所率兵为旧汉兵。

[15] 刘景宪、郭成康、刘建新《清太宗时期的“新满洲”问题》，《历史档案》1981.4，虽然此文说13000余丁的数据还不完整，但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就经营三十余年，人力搜刮极为充分，皇太极时期不过是时隔成丁一代的时间再去搜刮，其中连某次数十丁都纪录下来，应该说与新满洲补充进来的实际人数相差不大。

[16]大凌口之战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主力浴血厮杀、剧终谢幕一战，此战关宁精锐尽丧，后来吴三桂所率的关宁军最多只能算是关宁军残余，与孙袁时期的关宁精兵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而对这支军队，即使是屡屡吃亏的皇太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祖大寿部为“天下善射之精兵”，称歼张春部一战是“仰蒙天眷，尽歼其精兵”。

[17]《老档》，p1249-1251

[18] 张晋藩、郭成康在《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283页中，分析皇太极时期内哈喇沁蒙古、大凌口投降明军等曾长期为八旗闲散人员，事隔多年才编为牛录等现象时，指出“在满洲兴起时，将来归人丁于阵前立即编为牛录的事例确实存在，但通常情形是，需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八旗的生活后，才有可能编为牛录。”按照两位先生的精辟分析，个人推定，努尔哈赤时期收编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以及野人女真的状况也是如此，如叶赫部１万丁壮作为建州女真死敌，大部分丁壮应是先作为八旗闲散人员存在，后来长时间消去敌意逐步融入八旗后才编入或编为牛录；而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与建州女真虽同称女真，实际上人种、风俗也并非一致，如索伦族一般认为是契丹遗种，加上文明程度普遍比较落后，要适应军政合一、管理严格的八旗制度，要有颇长的过渡时间。如此，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何努尔哈赤时期牛录数由200逐渐增至240，屡经大战，但牛录丁数一直可以保持在300丁左右，直至广宁之战结束后依然可达每牛录抽甲150。这正是因为以前收编的许多闲散诸部女真男丁，逐渐编入或者编为牛录。而皇太极中后期因为人丁急剧减少，往往直接将大量未同化的新满洲直接补充进牛录，就像顺治入关后某些西方传教士所观察，八旗中除满洲人外还有大量“鱼皮鞑子”等，也就是说，新旧满洲单外观就有明显区别。

[19]《老档》，p1042

[20]《老档》，p1138

[21]《老档》，p969-970

[22]《崇祯长编》三年正月，后金“复于县西南，添设七营，约兵三万有奇”。昌黎以一县之力，坚守五日，击退后金大军，即使只说后金一万兵，也不减其功。故吹嘘后金兵力的可能很小。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三年四月，前面说“每牛禄作二云梯，派甲兵二十名以备攻克”，后面说“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老档》第54页就比较老实地纪录为“每牛录五十甲，留十甲守城，四十甲出战。出战之四十甲中，出甲二十制云梯二副，以备攻城”，当然，后面就吹牛说出兵十万。这也是清方资料中极少数夸大自己兵力的一处，其他基本都是憋着劲往少里说。

[24]《老档》，p420

[25]《老档》，p402

[26]《老档》，p433

[27]《老档》，p1053-1054 ，“在永平留济尔哈朗台吉、阿巴泰台吉、萨哈廉台吉及八大臣，率每牛录三护军、全行营兵镇守”。后来阿敏除每牛录20行营兵外，还有每牛录3护军，即为济尔哈朗回师时留下的。

[28]《老档》，p1016

[29]《老档》： “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及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八路蒙古骑步兵，两万余人”，p1129-1130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四年正月己丑：“建昌近处有喀喇沁苏布地马步兵共四千余”。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32]《老档》，p964、98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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