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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

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泽东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

这里我们要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泽东。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陶铸被打倒，１月８日，毛泽东就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陶铸不老实？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铸拜师吹邓的话语。陶铸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铸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自然认为陶铸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打倒陶铸的底牌。当毛泽东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泽东不同意打倒陶铸，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铸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彪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彪没有、也不可能对陶铸加以保护。同时林彪也没有参与打倒陶铸。在陶铸告诉林彪，说毛泽东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彪才忠告陶铸要“被动”。 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 　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 且无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铸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周恩来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恩来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了陶铸头上。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铸被打倒以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泽东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铸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１９６７年９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 公开点了陶铸的名，指陶铸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铸头上。毛泽东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

事实上，陶铸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铸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铸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铸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铸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１９６８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１９７３年，在给陶铸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泽东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铸有问题。 　

直到１９76年３月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 　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泽东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 　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在毛泽东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铸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