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 -- 张七公子

进入清朝，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受到很大影响。昙花一现的利玛窦拼音方案也沉寂了。而传统的反切拼法反而在朴学兴盛的背景下有所发展。我们翻开清代李汝珍写的小说《镜花缘》，除了光怪陆离的根据《山海经》改变的故事之外，还会发现一个李汝珍自己总结的反切表。这个反切表记载于小说当中，自然很不完备，特别是和根据《山海经》演绎的故事放在一起，更显得不伦不类，可有可无。可是，这部书仿佛谶纬，一种不同于传统反切法的注音方案，就要从海外传来了。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屈辱，是侵略，是洋教，是近代文明。当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这个他们曾是他们梦想中的理想国度居然是如此的落后与愚昧。在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中，传教士们发现，在同属大清皇帝治下的这五个城市中，抛开群众的高文盲率不说，居然口语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仿佛这五个口岸城市是属于不同的国度。广州是粤语，厦门和福州是闽南语，宁波和上海是吴语，这在19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简直如同将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统一于一个欧洲。传教士们的热情是很高涨的，他们决心为这些“不同国度”的人们创造文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向他们传播上帝的福音。

传教士们宣称，老百姓不认识汉字，听不懂官话，用罗马字母为他们创造文字是让上帝的福音到达这些文盲心中的最直接路径。而这个时候，传教士们也早就没有了他们的先辈如利玛窦等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尊敬之情，他们认为，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居然还存在着方块字这种顽冥不化的愚昧产物，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不敬。他们无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书同文的文化传统，在没有完整计划的情况下，各地教会根据各地的方言认为创造了拉丁化的方言汉语字，其混乱程度有时候到了同一教区的不同国家来的传教士互相不识的地步。如汉语拼音方案中的zh，ch，sh三个字母，英国人创造的方案写作ch,ch’,sh，德国人的方案就是dsch,tsch,sch，而法国人的方案则是tch,tch’,ch。虽然传教士们认为古老的方块汉字是异教徒文化的产物，但如此的汉语方案却也不能让中国的士大夫们认为这不是异教徒文化的产物。终清一代，这些教会拉丁化汉字的方案只在教徒和贫民当中流传，从未成为知识界的主流。

但传教士们毕竟是带着宗教的热情来传播他们的方案的。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江南一些地区竟然出现了一个小的扫盲高潮。不过这些“脱盲”的人们还是不会写汉字罢了。但他们学会了用一种特殊的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虽然是方言)。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调查，到了1980年代，厦门地区还有约五万名老年家庭妇女会使用这种特殊的“汉字”。而已故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的夫人，在当时也能熟练的使用这种“汉字”。

虽然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拉丁化的方言汉字在东南地区开始茁长成长。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却让这个畸形的幼苗短时间内枯萎掉了。分析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短暂历史可以发现，三个原因断送了这颗畸形的幼苗。

一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因素。民国肇造，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人们在政治上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求自立，反对列强控制；孔教会等鼓吹传统文化的组织更是将这种古怪的拼音汉字视作异端。

二是汉字的文化惯性。虽然那个时代文盲众多，但要让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放弃自己使用了二千年的传统文字，其难度更胜于登天。

三是教会本身的问题。五口通商涉及的城市不过五个，编出三五种不同的方言字母尚属简易。但汉字方言源流众多，不但方言有数种，就算是最大的支系北方方言又有多少种次方言为其支脉？外国人学中文本来就是相当困难，让他们分辨清楚各地方言的异同更是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偌大中国，若一个方言区就有一种拉丁化方言，甚至到一个次方言区就有一种拉丁化方言，乃至于一县一种拉丁化方言，放下群众之间交流不说，这么做不但要累死这些传教士们，连上帝本人恐怕都要轮回往生了。

这种教会罗马字最终在中国失败了。但它却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开花结果。越南独立后，这种文字成为了越南官方的正式文字。

教会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他们为西方侵略者做帮凶侵略中国的铁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何尝不是第一批试图让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脱离文盲苦海，认识文明的先行者？基督教本来就寄托了被奴役的中东人民渴望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苦海，追求幸福的理想，以是观之，斯言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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