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袁崇焕五年是否能够恢复辽东故土问题的探讨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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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宁锦大捷中明军的野战我不想多争论，当时关宁骑兵的人数远远少于金兵，当然不可能全部拉到野外和金兵硬碰。选择正确的战略战术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份，难道舍弃自己的优势，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才能证明有实力？

而且，我不得不再次指出，你所说的“明军先是凭借坚固的城墙和火炮挫敌锐气，然后主动出击”指的是锦州之战，而宁远之战，明军从一开始就出了城。后金骑兵虽然冲锋过程中被火器杀伤了一些，但这点损失是攻城所必然有的，谈不上被挫了锐气(如果还没攻城，光是冲到敌人城下就会被挫伤锐气的话，金兵也就不可能对明军的任何关隘有威胁了)就已经直接和关宁骑兵正面交上手了。我不否认明军这一战的胜利是依城野战，借助了火力的优势。但是，和锦州的情况不同的是，宁远城下的明军骑兵是和锐气正盛的金兵正面抗衡。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在肉搏战中，火力只能起辅助作用。如果明军的野战能力远逊于金兵，根本不可能抵挡住金兵的冲锋----原则上，大炮只能延滞后队金兵的冲锋势头，却不能帮助已经和金兵交锋的明军阻挡敌人的前进----因为炮弹对交锋中的双方的杀伤力是均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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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北京之战，窃以为用“满清此时考虑的是能否全身而退，而不是在此时能否彻底击溃袁的军队，毕竟满清并不是很清楚有多少勤王军队会源源而来”来解释广渠门之败实在太过牵强。

如果说金兵和袁军相持了十天半个月，怕大批援军赶到而撤军，那是合情理的。现在数万金兵才刚到北京城下，甫一接战就溃败，而且是被连红夷大炮都没有的总共才千人的袁军追着跑，难道仅仅是出于“是能否全身而退”的考虑？就算袁崇焕的部队不赶到，京师驻扎的也是明军的精锐，守三五天总是正常的，难道金兵入关前连这个时间都没预留下，计划不能在一二天内接管北京就调头走人吗？

兵法中的集中优势兵力，指的不是总人数。明军总人数虽多，但援军是陆续赶到的，而每批援军的数量都远远少于金兵的总人数。一般来说，金兵的最佳拒援战略应该是，充分发挥以逸待劳，人数占优，擅长野战三大优势，逐次吃掉或击溃先到援军，打击守城明军和后到援军的士气，使援军被迫将兵力梯次投入战场而始终无法形成局部战场上的优势兵力。(当然是在加紧攻城的同时)相反，对首先赶到的少数明军先头部队不闻不问，任由他们休整，致使援军人数逐渐累积，乃至分路形成合围之势，将使自己的处境日益被动。

袁崇焕的前两批援军总数才几千人，数量上远少于金兵，且后发而至，比金兵更疲惫，一时之间又没有红夷大炮的武装。金兵不趁此时机一举将其击溃甚至歼灭，难道等各路援军都赶到后再打反而更有利吗？两军在北京城下首次交锋，胜负未分之前，金兵已经满脑子退路以致到了无心把对手击溃的地步了，那在败退之后，不立刻拍马走人，还在北京城下磨蹭什么呢？

解释只有两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金兵当时尚无意撤军。这就是说，金兵并不是“无心”打败袁崇焕，而是没有能够打败袁崇焕。(注意我并不是说数万金兵没有能力打败袁崇焕的数千人，而是说他们“没有能”打败袁崇焕。袁崇焕自己也承认这一仗是幸胜。但是，幸胜也要有实力为基础，如果袁军的野战能力不如金兵，人数又少，再怎样侥幸也不可能取胜)。另一种略带牵强的解释是，金兵不走就是为了实施反间，为了给崇祯造成袁崇焕勾结金兵的假象。如果这样，更证明金兵忌惮的不是所谓多少万援军，而是袁崇焕这个统帅。

袁崇焕被下狱后，金兵曾多次击败明军的援军，其中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击败援军四万余人，斩明军将领多员----这时候怎么反而又不顾虑退路，有心打仗了呢？

3 关于“袁立军令状当然不是戏言，但也不是说袁立了军令状就一定能成功的，战争毕竟是两个方面的事，从来不可能按照某个人的设想来进行的。”

我个人好像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说过，袁崇焕如果不死就一定能成功。我本人所不赞同的只是认为袁崇焕自己对五年之期毫无信心，甚至只是想“走着看”的说法。袁崇焕敢立军令状，证明他对五年之期有相当的信心和完全的决心。至于决心和信心不代表必胜这点谁都知道，但以结局的不可预知性来否定决心和信心同样并不恰当。

4 “当时满清战略上处于主动，宁远、宁锦一系列战役就是明证”

首先，主动与被动不是绝对的，不可易的。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别的不说，南宋与金之间在战略上的主被动变化就是很好的先例。古勒山大战以前，建州女真的处境也是很被动的。其次，宁远和宁锦战役是天启年间的事，无论崇祯在某些方面有多少缺点，不能把他和天启帝及魏忠贤相提并论。第三，严格地讲，宁远战役时期的确是后金主动而明军被动，宁锦战役却不是。尽管后金是进攻的一方，但战略上的主被动不同于战术，不应以攻守来划分。明军已经根据敌我的优劣做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如化解督抚矛盾，明确关内关外指挥权，抢修堡垒，坚持“凭坚城，用火器”，本着“以辽人守辽土”的精神组建骑兵等等，都是有针对性的调整。相比之下，金兵的战略和努尔哈赤时代并无二致，而事实证明，那种一味仰赖野战上的绝对优势的战略已不可恃，而且会越来越不可恃，必须有所调整。明军这时实际已经把握了主动性。不过在袁崇焕被革职后，这一巩固初步取得的主动性的机会很快丧失了。相反，皇太极成功地调整了战略，再次赢得了主动。

5 不宜过份夸大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对明朝的影响力。明末农民起义成气候是1639年，是距离袁崇焕向崇祯许诺“五年之期”十一年以后的事。在袁崇焕许诺十年之后的1638年，明末农民起义已经基本上平息了。著名首领如王自用，高迎祥等先后战死，张献忠投降，李自成一度沦落到只剩几十个人。1639年大灾荒之后情况才发生了重大转变。明朝自始至终是把辽东战事放在第一位的，1639年以前，就凭那几股自保都堪虞的流寇，根本不足以对明朝的统治形成大的威胁，其影响力比后金差了N个数量级，根本没资格和辽东军事相提并论。(事实证明，当时各路农民起义军在洪承畴的追剿之下屡战屡败，在多数时间里完全不能与之抗衡，而洪承畴到辽东却成了后金的俘虏)李自成和张献忠真正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是1641年以后的事。

扫除边患并非穷兵黩武，辽东之患是随时可能威胁京城安危的心腹之患，即使不灭辽东，这笔钱也是省不下来的。边患不除，年年都要备战和迎战，花费的人力物力只会越来越多，对国家财政的拖累只会越来越严重。

6 “平辽不应该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看作是击溃满清政权，而是解决整个北面防御的问题，涉及到东北、蒙古、朝鲜”，这一诠释并无依据，不敢苟同。请看原话，袁崇焕：“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五年复辽，便是方略”。很明显，所谓”五年平辽”，指的就是“全辽可复”，哪包括什么“解决整个北方防御问题”？有明一代，从太祖成祖到于谦戚继光都不敢说已经解决了“整个”北方防御问题，崇祯就算再不知高低深浅，也知道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都不轻，应不至于竟以为自己当朝的五年时间中就能解决这些在明朝最强大的时候也没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