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贴】【读史札记】从王氏兴衰看中国士人问题的症结（pzhlige 原作） -- 边寒剑

大宋王朝神宗时期红极一时的政治改革风云人物，非王安石莫属。

由知县，而参知政事，而知制诰，而拜相，而行青苗诸法，卒谥文，而配享孔子庙庭，坐于孔孟之次。反对者谓新法之行，“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宋史》），而司马光则指斥为“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氏罢相之后再相，而旧人多去，新法难行，王氏即求去。有趣的是，王氏退居金陵，居于半山，常野服乘驴，徘徊于山水之间。而王氏颇注意字学，有《字解》（《字说》）。《字解》的命运，与王氏政治命运相与浮沉――

荆公治理经书，注重解析字义，因为他是名人，是政要，所以不少人大加仿效，至乃收藏其墨宝视为精品――一天，荆公为杨某作书，字中有圈而未能画圆，荆公就以浓墨涂之而别画一圈，杨某将此视为宝货珍藏了起来；但政坛多变，而《字解》不免穿凿附会，加以反对派的攻击，原来当王氏红火之际追慕其风的人立刻“皆变所学”有的还撰文以攻击之，而且忌讳说是王荆公的门人生徒。后来张云叟有诗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人。”可是后来，荆公地位突然又复攀高，至于配享圣庙赠官加谥，那些社会上的变色龙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奉王学、以《字学》治经的风潮，那些讳称荆公门人的人又争相以称道是王氏门人而自豪。于是有人改云叟诗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都道是门生。”（《宋人轶事汇编》）

从王氏之门的盈虚，引出的王氏《字学》命运的荣辱，实在是我们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下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又是一个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历史病疣。

皇帝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皇帝以一人之好恶为天下之大法、以一人之是非为天下之准绳，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天下士人，则以皇帝之好恶为好恶，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如此循环往复，天下士人成了皇帝宝座的坚强支柱，皇帝宝座则成了天下士人的至尊上帝，遂使封建专制的网罗日密，封建专制的基石弥坚，几至绵延数千年不可动摇――这，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国粹，而是我们不得不悲哀的根源！

专制的体制，禁锢了几乎所有的思想，窒息了几乎所有的生命，同时造就了在此种体制下乐此不疲的牛马走，并经久不息地增加着皇帝宝座上的神圣的光环，这种瓜瓞绵绵的造神运动与造奴运动，使所谓的士人，虽然号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过是皇帝御座下匍匐的奴才和药渣，于是最终使古老的大地成了一个无声的世界！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也就是说，为了皇帝，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就是皇帝的是非好恶，结果就是一个“使”字，如使唤牛马走；“忠”，就是献身和卖身，一切听命于皇帝，一切服从于皇帝，一切统一于皇帝。他们本身已经不复是独立的个体，不复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复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人格，而是异化成了帝王的附庸、奴才和殉葬者，甚至是帝王的代言人、辩护律师和捍卫者。鲜有能逃此樊笼者。

孔子主张“畏天命，畏大人言，畏圣人之言”。而王安石却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淳佑年间改元，理宗到太学去视察，大笔一挥，就写下了一段为王安石盖棺定论的最高指示：“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语万世罪人，岂宜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说。”理宗的指示，与历来统治者的言辞如出一辙――无不冠冕堂皇，无不振振有辞，无不合天理符人伦！

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邪说？谁是真正的罪人？有几个士人愿意或者曾经思考过？有几个士人愿意或者曾经表达过？

有几个士人愿意或者曾经抗争过？又有几个士人愿意从这个噩梦中醒悟过来？

――这，就是封建社会专制体制下士人问题的症结所在。

历史，已经成为了历史，难道我们还会重复历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