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周邓间的秘密 -- 想革命的资本家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云淡水暖] 于 2004-02-11 21:56:47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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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改革先驱”变成“火药桶”――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中共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拉开了新年农村工作的序幕，表明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农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阻碍因素，9亿农民的生存状况，是衡量改革和建设成败的真正试金石，农村问题不可以忽视，也没有忽视的空间和时间了。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九八五年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说中国农村是改革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近20年过去了，农村面貌的“明显变化”在向什么方向发展，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命运，希望中国走向强盛的人必须关心的问题。因为到如今为止，无论我们的中心城市如何华丽，我们的工业、第三产业在GDP比重中如何占尽风光，我们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农民的现状如何，就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从农村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应该忽视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改革，是科学的，理性的，前瞻的，28年前，我们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改革的理论序幕，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拿起这个武器，纠正我们改革进程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农村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

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问题，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严峻性。2003年底一些声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谈到，近年来城乡收入在进一步扩大。…张晓强提到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可能会扩大到3.3∶1，也有人分析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在这样一个水平。】（2003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这是官员的眼睛，用数字说话。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中国农民调查》），这是一对安徽夫妻作家陈桂棣、春桃的声音，用客观观察说话。

不论是官员还是作家的声音，都极其沉重，我们还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用“火药桶”来形容农村问题。比如“农村社改的三只‘火药桶’（教育、医疗、土地）”（《南风窗》）、“大多数乡镇干部坐在“火药桶”上？”（《中国扶贫网》），自从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中说了痛入心肺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经有两任总理多次公开地表示“最担心的是‘三农’问题”。那么，既然是改革的先驱，为什么改革没有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没有形成“少数人先富，然后带动大多数人致富”的良性结局呢，《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把原因归咎于“遗忘”和“苛捐杂税”，并且，把希望寄托于“税费改革”，还形容 “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可是，中央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不可说不重视，而且，不知道作家夫妇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把农民所有的税费免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每户平均每年免掉一百元到三百元的税费，还不够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女一年高中的学费，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现实看过去，根据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鼓吹，当前改革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要向“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发起“攻坚战”，说白了，就是要彻底铲除经济体系中的国有制成分，全面实行所谓的“新公有制”，即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经济体制，因为这样的形式“最具有活力”。那么，当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彻底地、干净地、完全地、几乎是一步到位地把原先作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的集体经济成分铲除干净，什么“堡垒”都没有留下，不需要“攻坚”，怎么没有走向专家和精英们理想的“天国”。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农村的“活力”逐渐变成了“火药桶”，事到如今，专家和精英们却拿着几十万一年的收入，打着饱嗝，告诉我们，解决农村的问题，是把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突破性的进展”的前景？难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愤怒地说“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这个“一些人”，不就是鼓吹西方经济学原理最彻底的、西装革履的专家精英们吗。

在农村问题上，把集体经济说得一钱不值，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专家精英们最上心，也是最得意的一件事。在农村实行集体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刨食，贫苦的单个农民家庭无法抗拒天灾、病害，最后沦落到破产，成为地主阶级雇佣者的规律，力图用合作化、集体经济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不是讲究“规模”生产吗，合作化的初衷之一，恐怕也是想解决规模化。不可否认，集体合作化在实行中，因为缺乏先例，“摸着石头过河”，急噪冒进，有过失，有教训。但是，在集体经济年代，中国农村为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以否认的。

就拿当今农村的“火药桶”之一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就可以对合作化集体经济模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其次，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GDP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没有了集体经济，自然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哪里还谈得上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在所有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下，如何解决，如何应付。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农民调查》的采访地，主要是在作为农村改革源头、“先驱的先驱”的安徽农村，在那里，新生事物不少，特别是阜阳地区，有闻名全国的大贪官王怀忠，有全国少见的腐败犯罪官员群体，有全国最大的民工集散地火车中转站，有靠租买残疾儿童到大城市乞讨而“致富”的“瘫子村”。附近还有因为出了集体按“手印”要求分田单干闻名天下的小岗村，现在有人公然质疑那“手印”的真伪，因为当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当时去拍记录片的人员，见到的与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不同版本的东西，至今没有个清晰的说法。林林种种，光怪陆离。安徽正如同《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所说，是“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

其实，农村的“火药桶”何止3只，比如治安问题，农村的治安状况之恶化是有目共睹的，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河南系列杀人案，其魔头都是农村的，残杀了60人之多的案件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农村的，魔头扬新海坦言，专找农村环境下手，因为农村治安薄弱，容易得手。比如道德问题，用有毒蔬菜冒充无公害蔬菜、加工敌敌畏火腿、大规模制造假烟、拐卖妇女儿童、租买残疾儿童作乞讨工具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以农村为主要场地。比如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比如…诸多方面，构成了农村问题的总体严峻形势。

那么，除掉情况特殊的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中西部贫困农村有没有人致富，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西部贫困农村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少数人占有农村财富的特点更鲜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就是低价或者无偿地占有属于集体的资源，迅速暴富。比如2003年山西的两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一个村的候选人用300万当选，一个村的候选人用600万才承诺，已经实际支付300多万当选，而这“天价村官”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当选的村官可以控制原本属于村集体的矿山，用极小的代价，或者不用代价，每年可以收入数百万利润。这里就显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本来有机会使大家一起小康，比如刚才说的两个村，每年数百万的矿山利润，已经能够使村里每一户人家过上不错的日子，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可是，财富就是被集中在村里的一两个人手里，四、五年来，村上没有分过一分钱，上千万的利益就落入个别人之手，难怪可以拿出几百万来买选票。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问题，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凡是坚持集体分配原则比较好或者很好的地方，共同富裕的程度就高，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福利方面的保障就高。所以，正如刘少奇主席在50年代说过，社会矛盾的根源，实际上是个分配问题。我们分配政策的导向，实际上是偏向和保护少数“能人”，能人“能”在哪里，就“能”在能够不择手段抓住“机遇”，抓住的，实际是控制资源的权力，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极少数人富裕起来，是可以做到而且容易做到的，人人都想不择手段“抓”机遇，规则就破坏了，人际关系只剩下了残酷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火药桶”就埋下了。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走应该什么道路，经过27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至少已经摸出来一块“石头”，就是靠“少数人先富带动多数人后富”的模式，是有缺陷的。少数人的“先”并没有带动多数人的“后”，少数人“先”了以后追求更大的“先”，多数人“后”了之后，由于处于竞争弱势而更加“后”。这个差异再搀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无不把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推向“火药桶”的边缘。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在一些坚持集体所有制分配格局，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村民不分“能”不“能”，都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生活。而一些典型的“能人”控制经济主体的农村，“能人”可以拥有数亿、数十亿家产，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能人”的雇佣劳动力，有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已，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对农村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国家领导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两届总理均把“三农”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又是针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已经发了六次了，这次能不能解决问题，能够解决多大问题，就要看各地方配套的详细措施和贯彻的决心。但是，农民增加收入，决非是减免税费那么简单，在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下，在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单打独斗的小生产模式下，一家一户的农民，怎样面对市场化的大规模竞争、怎样克服天灾、疾病等灾难性因素，不解决前提和后顾之忧，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恐怕还是很不明朗而艰苦的事情。解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方向，在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上实现突破，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