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最近比较忙，加之对经济问题不是内行，手头的资料无法系统整理，只能乱堆一些资料供大家品位了。日本经济政策同其对外贸易，军事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密不可分，加上不愿意落下日方资料中任何有关中国的消息，自觉不自觉就会带来一些中国的消息。或许有跑题之嫌，见谅。

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例如工人人数在50人以下的工厂增加，中小工厂的劳动者比例上升。1934年，100人以上的工厂所拥有的劳动者超过了1926年的水平时，5-9人的小工厂劳动者达到八万一千人，10-49人的工厂劳动者达到十六万人。全劳动者比例中大工厂的人数从59.1%下降到51%，小中工厂则增加到11%和24.8%。除传统的轻工业外，中小工厂不少从新兴的重工业财团接受委托的业务。但是中小工厂不具备大工厂的技术能力，多少也限制了日本重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就是临时工制度。同日本企业的正常职工相比，临时工薪水较低，没有奖金以及退休补助等等。1933年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拒绝为解雇临时工支付补贴，导致这一问题社会化。根据内务省社会局的调查，1934年底机械工业中20%的劳动者为临时工。上述的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中临时工所占比重超过半数。1934，35年，日本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后，尽管工资表面上上升，不敌物价上升速度更快，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同时劳动时间延长，工伤增多等等都对劳动者形成新的威胁。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一直不曾中断。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日本进出口贸易有三大环节。第一环节，以蚕丝出口和棉花石油高级机械进口为代表的对美贸易；第二环节，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和杂货出口，以及棉花和重工业原料（生铁，铁矿石，金属矿产，橡胶等）进口为代表的对东南亚，英国及欧洲列强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第三环节，纺织品和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食品，重化工业原料进口的对华和伪满的进出口贸易。这三环节占据了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70%-80%。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满洲boom”，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出现，这三环节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由于对美出口的大宗蚕丝出口锐减，对美出口从1929年的9亿1400万日元锐减至1934年的3亿9800万日元，出口比重从42%下跌到18%。而进口物资（棉花，钢铁，机械，石油等）有所上升，1932年以来日本贸易一贯赤字。同时也加深了对美经济依赖。其间得到大大发展的是棉纺业。借日元下跌的东风，1935年日本棉纺业仅以微弱的劣势排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棉布出口则在193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棉纺企业同日本形成竞争的中英两国对日矛盾自然加深。1932-34年，中国提高了棉纺品的进口关税，试图发展本国棉纺业，驱逐日英产品。

日本纺织资本对外扩张不仅在中国发生，对英国的老牌殖民地印度也进行了尝试。毫不意外，同英国资本以及印度民族资本激烈冲突。根据1932年的渥太华协议，英国，英联邦及殖民地互相之间贸易享有优惠，日本棉纺品的进口关税为英联邦产品的两倍（50%和25%）。尽管如此，借日元贬值的东风，日本纺织资本在印度一度也有扩张。1933年，英国迫使印度政府废除了日印通商条约，将日本产品的关税提高到75%。日本立刻停止进口印度棉花作为对抗，印度棉花价格一落千丈，造成社会不稳定，引发政治问题。三方随后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以规定了日本对印度出口棉布数量上限达成妥协。然而整体上，日本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出口多受限制。纺织业方面日英竞争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对美英贸易之不顺利，自然助长了对华和伪满的“第三环节”贸易。1932年以后，日本对伪满出口激增，进口减少。1933年后日本对伪满贸易“转为顺差”。同时通过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以及趁中国经济动荡，对中国棉纺企业的压迫，日本纺织资本对华北进行了渗透。这种对美依赖，对英妥协，对华侵略的经济政策自然要引起中国民众愤慨，引发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关于所谓的冀东特殊贸易大致经纬，请大家参看

电子赵括:【原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经济战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成立，日本国内各界各军政势力对此都有不同期待。尤其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陷入孤立，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动荡列强势力范围纷纷“门户关闭”，日本各方面对于“日满经济圈”的期待都有所增强。1932年4月，三井三菱两大财阀以“满洲新国家的开发对于日本财界盛衰关系重大”为由，向日本政府申请两千万日元的对满贷款；同月底这笔钱以满洲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准备金，通过朝鲜银行转入。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则把“满洲国”作为战时经济的一环，在镇压抗日反满运动的同时，以自给自足的军事经济基地为目的进行开发。1933年3月1日，实际上为关东军制定，以伪满政府名义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基本纲要”就表现了这一目的。重要产业军营；1936年9月为止新建了三千公里铁路，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战略优先而不是经济利益为初衷建设。1935年8月，日本基本上驱逐了东三省土地上原有的流通货币，9月制定了伪满货币同日元的统一汇率。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满工业资本得到发展。同1931年对比，1936年各行业生产规模均有相当增长，生铁增加了1.9倍，煤炭1.2倍，硫氨5.4倍，电力2.3倍，铁路从五千多公里增加到八千多公里。各重要产业均在“一业一社”的原则下进行垄断性经营，1935年4月制定满洲国石油专卖法，强行驱逐并购他国资本企业。伪满经济完全控制在日方资本下，其他列强的资本完全被驱逐。

而对于东三省的中国农民而言，尽管国际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产品价格暴跌，1932，34年歉收等都对农民生计造成重大冲击，基于军事目的和日方资本垄断经营的经济政策对此没有任何怜悯。伪满农户租税达到一家全部收入的20%-50%，加上消费税等各种苛捐杂税苛酷，造成抗联等抗日反满运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抗联，日本从1935年开始推行保甲制度，36年开始将部分农民强制移民到一定的“保护村”，不但造成农民农耕不便，一旦有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保护村”的居民就将被处死。有些地方被处死的人数一天就达到10人。镇压抗联和“保护村”等所谓的“集团部落”建设当然需要庞大费用。直接用于镇压抗联等的费用，就占据了伪满财政预算的30%-40%。

在日本的掠夺性经营下，所谓的“满洲BOOM”自然缺乏后劲。而九一八事变轻易得手，同时带来了短期的景气，自然刺激日本将目光又投向了华北。华北拥有丰富的棉花煤铁等资源，包括天津在内的河北省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轻工业基地，对日本具有相当诱惑。早在1933年8月华北的日方资本家就在青岛对关税下调，棉花绵羊饲养的普及奖励，商品贩卖扩大等问题进行研讨并形成了所谓决议，设置“华北协会”，会长为曾经当任过外相的芳泽谦吉。1934年3月为了制定“日满华经济block”计划满铁工作人员开始了调查行动。1934年到35年，名为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行动发达。日方资本开始大规模向华北渗透。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等原因已经造成民族产业萧条，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更是落井下石，仅1935年工商业关系的失业者估计达到600万人。1935年，伪满开始对中国人出入进行严格管制，使得内地丧失“闯关东”条件，破产农民丧失了一条求生的重要途径，原本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加之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等，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各阶层都已经忍无可忍。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大藏大臣由马场（金英）一担任。组阁第一天，马场藏相就宣布了财政大纲，基本政策为国防充实，放弃公债渐减方针，增税，降低利率，完全放弃了前藏相高桥是清死守的“财政生命线”公债渐减方针。以此为基调的马场经济被视为准战时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广田内阁于8月25日宣布了七大国策十四项目，11月7日在制定1937年度财政预算时同高桥财政时屡屡难以达成妥协相对比，仅一个半小时就决定了1937年度预算案，年度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30亿4000万日元，比1936年激增7亿日元，增加幅度达到30%；军费比36年增加3亿4千万达到14亿日元，为财政支出的46%，并且以军备扩张计划为基础决定此后继续军事扩张费用，引人注目。实际上此后的五六年陆海军费用都有临时增加，各自达到12-14亿日元规模。同时这些军事费用中并不包括因为军费发行公债的利息偿还部分。在尚未爆发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实际军费已经突破财政支出的一半。

为了消化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马场藏相人为开始了低利率的金融政策。然而经济运行有其客观规律，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够逾越。不到半年，马场藏相消化通货膨胀的努力就走到了尽头，日本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崩溃的危险越来越明显。根据日本银行调查局的《满洲事变以后的财政金融史》评论，“即使马场藏相的经济政策有：‘革新’之名，怎样积极打扮，实际上同过去的财政政策相比不过是放任。如果说马场经济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不过一个把过去军队的活动表面化的信号而已。”

这种经济政策下，日本当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月，物价实际上涨了20.5%；1937年4月同1936年6月对比，钢材价格上涨2.5倍，铅，钉，外国木材等上涨2倍以上，铜，锡，苛性碱等上涨50%以上，生铁，铝，棉布类，橡胶轮胎等上涨30%以上，大麦，面粉，毛纺等上涨20%以上。马场藏相实行的财政方针基本上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却给日本经济造成混乱，导致财界人士不满，要求广田内阁“纠正过头的政策”之呼声越来越高。1937年1月22日，马场藏相刚在议会说明了1937年度预算，阐述了税制改革的要点后，23日议会休会，休会期间广田内阁总辞职（议会重开后倒是迅速通过了马场原藏相的方案）。广田内阁倒台后九一八事变中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阁，大藏大臣为结城丰太郎。结城藏相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扩大同军事相关联的重工业生产为基础达到供需平衡，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然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原料输入，都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进一步激化了通货膨胀，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秩序的恢复。同时，其削减增税规模，削减财政开支的政策虽然得到财界人士赞同，同军方利益抵触，内外交困中不到四个月就被迫在5月31日总辞职。其后经历了短命的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后，当时46岁的近卫文磨组阁。日本政坛变幻，却始终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而其军事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不能见到成效，这当然是日本各界都无法容忍的事情。日本再次的对外冒险，已经是箭在弦上，成了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