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土耳其的一些事情 -- 博扬

就目前而言，土耳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受到国内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简单的说：现代主义者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泛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而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方向。

自19世纪开始，土耳其便开始试图向西方国家靠拢，这一点与处于变革时期的沙俄以及日本如出一辙。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这六大原则于1937年被写入土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西化为手段，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至今，土耳其的西向战略目标最终具体化为加入欧盟，这是土外交政策几乎衡定的重点。

相对于土耳其的热切，欧盟国家的对土政策则要复杂的多，其发展轨迹更像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土耳其的“欧洲取向”。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欧盟前身，以下为论述方便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基本顺利。在联系协定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而除了冷战之外，这其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在于此时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仍还集中于经济层面，成员的政治体制对此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

而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磨擦点。1980年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使得这一矛盾最终背激化，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尽管当时土耳其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但由于西向战略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土耳其军事当局最后仍做出妥协（土军方恰恰是西向战略的主要支持者），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但是，这之后欧盟对土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太多的起色，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提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表示可以与土建立一个关税同盟）。1995年3月， 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土耳其进入“入盟伙伴关系”计划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立场，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对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做好准备……

如果从签署《安卡拉条约》算起，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近44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般的观点是：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文化认同两方面问题的制约，二者一正一反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

先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地缘价值正是目前土耳其和各国博弈中最大的资本。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客观上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陆上通道，因而是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下降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方向的作用力”降低了，于是便有了1989年到1999年之前欧盟对土耳其的“冷落”。但是，也正是冷战的终结，使得欧美合作的价值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下降了，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我行我素，而忽视欧洲国家的利益，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美欧之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须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以此为发端，土耳其在欧洲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遭到了重创，在这一刺激下，于是就有了在当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的一幕。

土耳其对于欧盟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在中亚和中东两个方向。冷战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少数民族问题的重现以及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上的紧张，欧盟东部及南部出现大量新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社会动荡不安状态，而且这些不安全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直接及间接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发生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事件，从而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关系构成巨大压力。从地缘上说，土耳其是对中东、中亚两地施加影响的一个着力点，此外，土耳其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西化的且稳定富足的伊斯兰国家必将为中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树立“榜样”。

地缘战略价值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有利因素，而关于反作用力，仅仅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是不够的。

欧盟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其一是因土耳其人口庞大所带来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因为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害怕，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民众还担心土耳其人会抢去他们的工作机会；其二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领土横跨欧亚，只有3.1％属于欧洲，96.7%部分在亚洲。从民意上说，大部分欧洲人不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其三则是因土耳其经济落后带来的问题，土目前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280亿欧元。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有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这一数字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为土提供的农业支持资金将高达82亿欧元。

除此之外，前面提及的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传统也同样是土入盟的一个障碍，甚至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最大敌人，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另一说为99％）的居民宣称信仰伊斯兰教；而现在的欧盟事实上确实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俱乐部”。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或宗教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文化、宗教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后者极为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从而抵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正是这一正一反两股作用力，使得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一波三折，进展迟缓——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欧盟同时给出了严格条件的：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等等。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而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远期讲，欧盟不会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会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这是由其地缘战略需求决定的。但具体操作上欧盟实际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的纪元，正式开始了。这个新的巨人，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屹立，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在欧洲。他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变成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而崛起后的各小国的继承者。到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被吸引到逐渐上升的土耳其新月的轨道上来。

自苏莱曼一世死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渐趋于衰落。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此，帝国开始走向下坡路。十七至十八世纪，其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迭遭失败，势力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以及国内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这种国运衰败的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开始成形（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土耳其人对自己民族身分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为了挽救帝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应用而生，而这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泛奥斯曼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839年－1876年的土耳其政治运动（“坦吉麦特”运动），最初的主张是“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的政府”，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后，随即颁布了有泛奥斯曼主义色彩的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而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主政后，泛奥斯曼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对治下各民族实施土耳其化来巩固帝国——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强调“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但是最终的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奥斯曼帝国在其阿拉伯地区强行推行突厥语，在西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些政策无一例外的遭至当事民族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速度。

一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则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

正是以上的这段历史渊源，使得现在的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始终抱有某种期待，而在思想层面，这则表现为土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曾统治过这片土地的伊朗（至今伊朗人仍以波斯人自称）与土耳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土耳其政府主张越界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除了打击分裂势力的考虑之外，很难说是否和其针对中东的南向战略诉求存在某种联系。

而就前景而言，土耳其的南向战略能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就全局而言，由于中东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在这里出现任何主导性的力量，都将是主要强权国家所不愿见到的。欧盟将土耳其入盟与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挂钩，其深层用意或许就基于此处。

就阿拉伯国家的认同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对伊朗同样如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或者说是不信任，而土耳其一直以来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真是因为始终对背后的伊朗及土耳其抱有顾虑而不敢全力以赴。合作是无法建立于恐惧之上的，在这种氛围下，显然土耳其无法在中东地区建立起威信（同样道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成为中国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巨大障碍，进一步说，仅仅靠过人的武力，是无法真正在国际政治中提升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