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佛教艺术的起源及进入中国的途径 -- 猫元帅

佛像最早产生的地点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有楗陀罗说，秣菟罗说和两者同时说。楗陀罗在公元前259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归依佛教前已经有小乘佛教传播。后来随着宗教法规、传统和仪式的发展，到公元前二世纪后最终形成了大乘和小乘两个派别。小乘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他们以莲花、佛冠、菩提等作为佛的象征。而大乘佛教吸收了印度教和其他印度宗教的神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的系统，并对佛陀的生平和数百件前世事迹也大力宣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鼓励其他宗教信徒皈依佛教。在西尔卡普出土的公元60年左右贵霜王朱拉?迦德仳塞斯时期的钱币上已经有佛像的雏形。在贵霜（公元60―230）王迦腻色伽时代，这一趋势达到了顶峰。迦腻色伽是有部佛教的护法之王，他促成了佛教的第四次集结。迦腻色伽还被称为楗陀罗之王，其王庭有布路沙布逻（即今百沙瓦）和秣菟罗两处，但主要在布路沙布逻，属于楗陀罗的西南部。当贵霜人侵入印度，发现当地人信奉佛教，于是迦腻色伽便皈依了佛教，以巩固他的统治。同时他也尊重其他宗教，因此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促进了王国政治和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钱币上已经有佛立像或佛坐像，并用希腊文清楚的注明“佛陀”字样。楗陀罗的雕刻艺术和秣菟罗的纯印度雕刻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同时达到了顶峰。

由于迦腻色伽政权同罗马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这时的楗陀罗佛教艺术不可避免的带有罗马风格，明显的受到罗马基督像的影响，甚至直接采用罗马的阿波罗像加上佛的特征。这一风格与当地原有的希腊风格结合形成了不同于秣菟罗的独特风格。脸的宽度为长度的三分之二，称书型或古典型脸；脚长为身高的七分之一；鼻子长而隆起；衣服增多，褶纹多且深，或至少与真实的衣褶一样深；不再采用圆雕而只雕面朝前的部分，尤其是半睁或半垂随的眼睑，带有典型的希腊风格，有一种希腊式的古典美。早期还表现为束发髻和唇髯。另外，佛衣为源自罗马的通肩式，右襟搭在左肩、并缠绕于左臂，下摆的边缘Ω形褶并且盖住台座也是重要特征。这一佛教潮流向西北传播，进入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地区。有记载表明这一时期有大批佛教徒在巴克特里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中国汉代称大夏）定居，这里也发现过大量楗陀罗风格的佛教遗存。在巴克特里亚北部现存的一系列大型佛教雕塑中可以发现佛教艺术在这一地区的变化。首先，它使用的材料即不是楗陀罗的黑色或浅绿色板岩，也不是印度秣菟罗的红色砂岩，而是本地产的大理石状的白色石灰岩。其次，一佛二僧的组合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佛陀一侧是僧人另一侧是供养人。现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汉时叫蓝氏城）、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在当时就是十分重要的城市。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就位于从塔克沙西拉到巴克特里亚大道的转折点上。曾在阿富汗发现了很多混合了楗陀罗和阿富汗特点的神变像，其特点是肩头有火焰纹，脚下有水纹。佛教美术带着中亚民族特有的活跃气氛从这里进入中国的西域地区。

在南方，秣菟罗地区的纯印度风格佛像在笈多朝（公元320―600）得到了发展。古印度的雕刻艺术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完全一样的面孔；体格健壮；脸部是正面的，表情刻板呆滞；刚健有力；圆雕；躯体各部分的比例遵循当地人的身材和印度雕塑的“纳瓦塔拉”（Navatala）原则，脸是圆的，长宽比几乎相等；鼻子略平；脚长为身高的十分之一；女性乳房和臀部沉重丰满，以表现其生育力；衣服很少，衣纹的褶纹少而浅。在秣菟罗时代，圆睁的双眼、微笑的嘴角、线刻衣纹，螺髻或螺发和无纹肉髻以及复杂的背光均是其显著特点。而笈多时代的佛像吸收了楗陀罗晚期的螺发和半垂的双眼，但直立的身躯、贴身的佛衣和外张的下摆却是来源于秣菟罗。这一风格随着小乘佛教的传播向东进入今缅甸、泰国和柬埔寨地区并由此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因此佛教艺术的传播路线和佛教的传播路线是相同的。根据目前研究成果，佛教进入中国大致有两条路线：南线陆路由缅甸经云南进入四川，然后延长江流域向东传播；海陆由印度洋直抵东部沿海地区，主要的上陆点有广州、交趾（即今越南河内）、梁陈时代的梁安郡（今泉州附近）和胶州一带。北线经中亚、新疆进入甘肃直达中土。其中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从今克什米尔越葱岭至疏勒继而到龟兹，再经焉耆、伊吾向东南进玉门关到敦煌。南路从克什米尔翻巴达克山进入莎车，再东南到于阗经鄯善过沙漠进阳关而到敦煌。然后或到长安，或由凉州南下入蜀到长江流域。

北线是古丝绸之路，客商云集，道路也比较安全，自张骞开通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要道。南路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和印度有民间往来，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得知四川的土产可经印度运往大夏，也就是今天阿富汗地区，于是建议汉武帝开通这条路。汉王朝数次用兵西南，从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发巴蜀罪人平南越起，直到东汉建武年间哀牢归附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及永昌郡，南路才正式归于中央政府管辖。公元97年、120年、131年掸国（缅甸），159年、161年天竺（印度）均派使节来中国，汉王朝还授予缅甸“金印紫绶”。但其地位还无法与丝绸之路等同。但东汉末期至三国前期西陲不稳，西羌多有变故，政府甚至有弃掉凉州之议，玉门关、阳关动辄关闭，外加中原地区多年战乱，以后又是曹魏控制着西北之路。因此当时为蜀国宰相的诸葛亮便特别关注西南通道，曾多次用兵南中，力保西南路的畅通。当时的永昌郡（今云南省保山县）正处于西南路的要冲，商贾往来，贸易繁盛，民间有俗语：永昌多异物。其实何止是异物，东汉时永昌郡有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注4，以偏僻之地，却超过居于成都平原为益州州治的蜀郡而为益州之冠，可见当时永昌一带的繁华。另一条进入四川的大道是由交州往西北经贵州入蜀，诸葛亮曾于此大道要冲设 降都督（今云南曲靖），三国末晋伐吴，曾谴杨稷由此道抵交趾，破吴军于古城。另外，从交趾经零陵桂阳有一条道可到荆州武昌，荆州因地处天下之中，自汉末以来便为天下所重，孙吴政权一直以武昌为陪都。自晋道安以后，荆州以其重要地位成为佛教中心地点之一，曾有多名高僧移锡其地（如法汰、觉贤、法显、求那波罗）。可以说，交趾和永昌是那时中国西南和东南对外交往的门户。三国时蜀臣刘巴曾由此道自零陵到交趾，随后向西北入益州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4期 2004年2月20日 ※
• 【定稿】西西河电子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