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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战 天 京--谭伯牛  -- 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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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就《战天京》一文与伯牛兄商榷

伯牛兄对清方史料钻研得如此透彻,小弟佩服。《苏州杀降》一段考证尤其精彩

。其中伯牛兄推测“密约三事”中可能不包括关于封官那一项,而是李鸿章等人

事后添上去的,弟深以为然,在此愿补充一则史料,为之佐证,即1863年12月12

日星期六的《中国之友报》刊载的戈登本人对谈判的记叙:

  

  “12月3日,程将军告诉我,慕王已经察觉纳王的密谋,要处死纳王,可是

纳王已经有所戒备.纳王也派人告诉程将军,其他诸王已同意投降,他个人不求

军职,只望准他携带自己的财物回乡,但其他诸王中有些人要求得到不小的军职

.程将军还告诉我说,纳王擒捕幕王有些困难.12月4日晨,程将军来见我,告诉

我说,纳王已决定同意在城上捉住慕王。”

  

  这里简单提到了程学启向戈登报告的谈判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个人

不求军职,只望准他携带自己的财物回乡,但其他诸王中有些人要求得到不小的

军职”,这边是戈登所得报的交易条件。正如谭兄所言,指定任官及地点这样的

条件实在太过荒谬,如果说郜永宽本人利欲熏心,头脑不清,提出这样过份的条

件又轻易相信程学启的保证,尚可以理解。但郜永宽本人对官职是没有要求的,

仅仅为了其它人而向清廷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未免太过不合情理----站在郜永

宽的角度,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他人的高官厚禄使自己冒险,而大可以在事后带

着财宝走人,让其他人自己去谈作官的条件吧!在谈判投降的问题上,郜永宽既

然可以背叛李秀成,难道还会斤斤于对其他几个将领的道义吗?

  

还有,《中国之友》报刊登的戈登本人关于苏州杀降前后经过的备忘录中提到:

“12月4日夜间,叛军全剃了头。我去见抚台,告诉他,我的部下闲着无事不是

办法,我向他提出开往无锡。。。。。。”?

说明降军在授降开始前已经擞发,所以不可能有授降之时临时提出拒绝擞发的事情,

这纯系李鸿章程学启为将自己的杀降正当化凭空捏造的谎言。

根据戈登本人的叙述,他从受降之前直到杀降结束一直在苏州,但并没有采取任何监督或促使谈判协议履行的举措,相反主动对李鸿章提出说要去无锡,因此这并不是李鸿章等人的调虎离山,而是他自己的金蝉脱壳。整个受降和杀降期间,戈登均不在场,包括从受降当日中午12:30听程学启说发生突变直到次日凌晨4:00,而且还是在纳王亲戚的一再恳求下才另外,在各王被杀后,三万降军被杀,这是在戈登留下一封短简给李鸿章后就去了??山之后。(换言之,戈登也没有留下来就剩下数万太平军降兵的处置做进一步交涉)最后,戈登曾向纳王承诺他只要控制一座城门就可以阻止苏州被劫掠(这应该也可视为谈判承诺之一吧),但苏州遭焚掠屠城的后事是人尽皆知的了。

综上所述,戈登虽没有主观骗降的意图,但从始至终也没有真正试图履行保人的责任,否则,他没有理由在献城临开始之前急于指挥部队开拔前往昆山,而且在受降开始后始终没有出现在现场。他所有的抗议和反对都发生在事后海内外英文媒体一片哗然之后表现的,在他自己的备忘录中,没有提到在事发当时进行过任何挽回的努力----哪怕是并不需要他“拿出真正的军人气概和爱护荣誉精神,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进行的抗争。(他是否可以挽回是另一回事,但是否尝试过,是另一回事),包括在受降发生“突变”后诸王的安庆问题,在苏州城本身在献城后的遭遇问题,以及苏州数万降军的处置问题上。

戈登在利用郜永宽等人的献城承诺实现后,就没有再试图履行对郜永宽等人的承诺。这一“不作为”本身,也可算是一种欺骗,甚至《中国之友》认为戈登是有意推脱责任而“溜走了”,也不能算妄断,否则,如何能解释他急于在献城开始之前离开苏州呢?是否在为将自己置身于可能发生的卑劣事件欲设退路呢?戈登在“杀降”事件中的角色并像他后来表现得那样“清白”。

  另外,我觉得谭兄对清方史料考证极为详尽,但对太平天国方的史料似乎涉猎不多,例如现存唯一一份未经篡改过的份太平天国方面的人关于这段历史的亲笔回忆录:《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还有当时关注中国局势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关于太平天国末期军事的报道资料,似乎便没有完整看过。还有几年前台北故宫发现的干王洪仁?自述和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因此涉及太平军方面的部份的考证稍显粗疏,美中不足,例如:

  

  1 雨花台战役,曾国荃2万人是不错的,太平军“号称六十万”也不假,但太平军实际兵力为15万(一说曾国荃3万,太平军20万).,关于这一点相关考证甚多,“60万”这个虚张声势的数字对于考查实际战争过程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2 洪秀全号召吃“甘露”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妙言”,其典出圣经,因为圣经上记载有以色列人靠吃“甘露”渡过饥荒的事,太平天国既信奉上帝,这一节并不足为怪。

  

  3 幼天王的名字叫洪天贵福,不是“洪福”,太平天国的御玺上便有他的名字。而清廷文书中则多称为“洪福(王真)”。据幼天王在自述中猜测,可能是清方官员把“真王”二字当成了他的名字。

  

  4 关于苏州的外籍军官白齐文,他与戈登之间的优劣现已无从考较,但谭兄断言戈登“绝非白齐文之流可比”的不屑却有些轻率,须知,白齐文原是洋枪队副统帅,屡立战功,授三品顶戴,华尔死后,他受到英美俄三国一致推荐,出任长胜军第二任统帅,而戈登是在白齐文和清政府闹翻后才“捡到”了这个统帅职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戈登不如白齐文,但谭兄对白齐文“勿庸置疑”的不屑却未免失之武断。

  

  5 太平军中外籍雇佣军和清方的外国雇佣军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白齐文到苏州后,苏州总共只有100多名外籍士兵(多数是白齐文带去的),仅仅2个月后,白齐文的副手就率42名外籍士兵哗变,杀死太平军哨兵后向戈登投降,白齐文也因为野心得不到满足(他要求拥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这一要求违背太平天国接纳外籍士兵的根本原则,被断然拒绝)而带领30多名外籍士兵离开苏州,而慕王谭绍光不但不责,反而将他们礼送出境。这样一来,真正留在苏州参加保卫战的外籍士兵总共只有约20人。(至于清廷和欧洲媒体竟造谣诬蔑苏州太平军强行扣留史密斯等20名外籍士兵为其效力,则是另外一件公案了。)关于苏州外籍雇佣军在太平军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看慕王谭绍光写给戈登的通信便知:

  

  “又有白聚文所带数人,因前受伤,各愿回去医治,是以厚给盘缠,备船派人,发给路凭,已于初四日送赴南浔,令上洋船,听其归去。。。。。。从前白聚文等,来此相依,数月之间,宾礼款待,尚未立有功绩,已经用银五万。”(《慕王谭绍光覆英国会带常胜军戈登请放出受伤诸人并欲往来买卖枪炮事 》)

  

  愿来则来,来后用银子好生款待着,尚未立功,说一句“原来受过伤,现在要治疗”,说走就走,走时还送给盘缠,这些“洋兄弟”岂能和“常胜军”相提并论?

  

  6 湘军收金陵财富于囊中,然后一把大火毁城灭迹,再声称金陵没有财宝,却遮不了天下人的耳目。《李秀成自述圆原稿---别录》即李秀成答曾国藩手书中,曾国藩所问“窖瘗金银能指出数处否”一条之问答,在曾国藩公布的《李秀成自述》中遭删去,试问,如果湘军没有从金陵获取大批金银财宝,曾国藩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在《自述原稿》真本面世的今天看来,可谓欲盖弥彰,其用心不是昭然若竭吗?

  

  至其同乡谭嗣同,更一语道破天机“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自幼生长湖南,耳濡目染湘军之事,后又亲至南京访求口碑的谭嗣同,以其在湖南的亲目亲闻和在南京的亲闻为依据,举金陵为“精髓悉数入于湘军”的典例,是否可算得明确记载呢?

  

  

  除此之外,有一点重要内容似乎没有看到,不知是否是我遗漏了?就是是“战天京”战时天京城内究竟有多少太平军?李秀成提供的数字是,太平军一万人,除去老弱病残,能够作战的只有三四千人。无论洪秀全说过什么天话,这个数字对于考察战役双方的得失都而言应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再提一个小异议:石达开攻打桂阳是1859年初的事,他1861年假道湖南入川时并没有靠近过桂阳,对淮军统帅的选择应该没起过甚么影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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