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 茶园农工

1958年由于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膨胀，全国都刮着“浮夸”的大风，各地极力鼓吹粮食产量。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曾公布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是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计的粮食产量又被夸大到8500亿斤，也就是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300斤，造成一种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 由于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国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④]合计居然达到一万七千万亩之多！可想而知，夏收粮食、油料等都因此大幅度减产。由此可看出，人为原因造成的粮食减产更是远远严重于自然灾祸，可见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是完全在理的。

三、粮食征购过度

大饥荒之前的195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各地粮食均是大丰收。但是这点成绩再加上前文中提到的"大跃进"和"浮夸风"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又是一个更恐怖的特大跃进！过高的产量估计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而实际产量却是直线下滑，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从而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