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蒋介石的历史功绩 -- 阿康

“9?18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