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津租界危机前后 -- 电子赵括

抗战前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外国驻军，关税不自主，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等等，所谓的半殖民地定性并不离谱。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这些有损于中国的种种不利条件无可回避地转给了占领区的日伪政权。其中租界作为国中之国的存在，不仅成为抗日分子的庇护，而且作为对当时政治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与日伪经济政策不可能同步，反而成为重大阻碍，以至于有“重庆留守司令部”的别名。例如1939年全年内地（国统区）所需要的棉布制品之70%，是通过上海（租界）流入内地的。日本对此无法长期坐视。

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以朝鲜银行券作为货币在华北地区一部分使用。然而朝鲜银行券不是法币对手，价值暴跌，8月份就被迫取消，改以发行河北银行券代替，仍然得不到民众承认。1937年11月，日方创建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资本金五千万日元，发行连银券（俗称军票）回收法币。日本有拉拢交通银行（法币三大发钞行之一）联合加入的企图，被交通银行拒绝。1938年3月连银正式开行，同时颁布通货整理办法，规定所谓的北方券（铭记有天津青岛山东的中国，交通银行纸币）一年，南方券三个月为期限回收，此后禁止流通。实际上在上述期限中回收的法币不过两千万左右，仅仅为华北地区流通的法币（估计为三亿四，五千万）的6%。连银券连年追加发行，1940年3月底达到五亿两千五百万元。看上去和战前华北流通的法币相差不大，考虑到日本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是各大城市，对实际上为国共势力范围的广大农村并无实际控制能力，这是相当巨大的通货膨胀。除去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连银券本身形同废纸一张也是遭到民众抵抗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对于华北重要资源工厂均采取军事性质管理，大部分直接输往日本，连银券买不到合适物品，都是连银券遭受抵制的原因。法币虽然在1939年7月跌落到1法币兑换4便士，当初币值的1/3，但是作为可兑换货币一直在流通。华北地区日本禁止法币流通，在华中华南方面只能承认法币的强韧，无可奈何。法币作为货币仍然在流通，使得重庆仍然可以事实上对日本占领区施加政治影响，对全国资源进行调配。所谓的通货战争，矛盾非常尖锐。对此，一向对于日本多有妥协的英国也寸步不让。早在1938年2月英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同广田外相的会谈中，尽管在海关关税问题上多有退让，也提请日本注意关税部分不仅要保证国民政府的外债偿还，还要保证内债偿还，否则将导致中国银行（法币三大发钞行之一，拥有当时中国内债2/3债权）破产，危及法币地位。

租界和法币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以及攫取经济垄断地位均有阻碍，当然要导致日方采取措施。华中方面军封锁扬子江的理由不仅在于防止军用物资流入内地的可能性，同时具有重大的经济考虑。如果任由扬子江开放，以法币为基础的商业活动活跃，军票地位将更加尴尬，无法阻止跌落趋势。军队的物资供应随即将陷入困境，甚至不得不撤兵：

在现状下开放长江，不要说占领地内的资源，占领地外的资源出口将以比较容易得到的法币被第三国（英美资本）控制，不仅将使得法币成功维持，而且给予（国民政府）获得外汇的方便，使得抗战资材容易获得，容许长期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战火扩大，经济大受影响，反过来给予了外来资本可乘之机。然而单纯以经济实力，日本显然不是美英对手。为了攫取中国经济，无法避免使用军事手段。围绕着法币和租界问题的一系列矛盾激化，以1939年4月9日新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暗杀事件，达到顶点。

1939年2月19日，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上海被暗杀，同一天日本军部报道人员在南京路遭到袭击；21日，财界要人李国杰被暗杀，22日日本纺织工厂遭到袭击，死伤数名。日本随即对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方面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指责租界方面，要求解决租界问题。对此租界方面进行了一定妥协，部分答应了日方要求。但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报刊发表了文章，认为这不过是日本试图彻底控制租界的借口。例如3月2日《申报》发表文章，大意如下：

现在租界成为孤岛，租界内居住的中外人士经济活动远远大于日本占领区。日本在华北实施日元地区计划，采取种种方法破坏法币，在中国适当的处置以及人民对于法币的绝对信任之下，以伪币取代法币归于失败。日本的一部分经济学者以租界为法币的有力根据地，日本以此为借口意图实行对租界的管理，理由在此。

从事后的发展看，《申报》的这个见解基本符合事实。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法币的流通对于抗战有重大正面意义，一方面维护法币地位对于国民政府也是沉重负担。1939年，法币地位成为各方悬念。1939年4月9日新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暗杀，对于日本方面要求引渡犯人的要求英国方面没有答应。5月6日，天津当局发表了租界为共产抗日分子的策源地，“庇护暗杀政府要人以及日本军人的罪犯，挑战东亚新秩序”的讲话，话题已经扩大到“挑战东亚新秩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代重德于5月31日对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米森提出，要求在6月7日正午前对犯人引渡做出正式答复，不做出答复则认定为英方不打算引渡。贾米森领事对日方要求表示了同意，但是6月5日英国外相哈里发克斯电令日本驻英国大使克雷格，表示没有确凿证据前引渡嫌疑犯有违英方正义观念，6月6日克雷格大使对有田外相正式表示拒绝。

6月7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将蒋介石不引渡嫌疑犯的要求交付哈里发克斯外相。6月10日，哈里发克斯外相电告贾米森领事，暗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无法引渡，但是可以将嫌疑犯驱逐出租界。贾米森领事介于当时状况，也没有驱逐。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则表示可以成立英，日，另一中立国人士的三人委员会进行审判，如果判定嫌疑犯有罪则可以引渡。6月13日，天津军方面认定这是英国一贯的外交手腕，绝对反对第三国人士的介入；14日有田外相也正式拒绝了英方建议。6月13日，日本天津军方发表声明：“开弓没有回头箭。事件已经无法由嫌疑犯的引渡简单解决。英租界当局除非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承认华北既成事实，衷心同日本为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合作将不会放下手中武器。”6月14日早开始对天津英法租界附近的道路开始盘查。6月15日，哈里发克斯外相电令英国驻美大使林则，表示即使英国引渡嫌疑犯，除非英国变更政策中止援蒋，对“新秩序”采取协作，租界的封锁不会解除，并将以上判断告诉美方，希望得到美方援助。

6月23日，伪天津市长温宗尧对英法领事提出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以及共产分子引渡，以及禁止租界内部法币流通，搬出现银，对伪临时政府金融政策采取合作等要求，天津租界危机进入法币之争的新阶段。对比上海发生的伪政府要员被刺杀事件，却没有提出类似要求，很容易看出日本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以此为契机压迫英法，进行驱逐法币的货币战争。在对法币无可奈何的华中华南，自然也不会节外生枝。对于日伪要求，英国方面在引渡嫌疑犯（四人）的问题上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但是在以法币为代表的一般经济问题上，则丝毫没有退却。7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给哈里发克斯外相的报告中也提及，“与阁下意见相同，通货问题上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上海的银行家实业家也支持这一见解，币值方面的任何动摇都将使中国遭致惨淡结果。”

日本天津军方面的根本原则，第一，英国在中日战争中严守中立，尤其是声明没有进行对于一国（当然是中国）抗战能力增加为目的的援助之意志；第二，认识日军对于华北的新事态以及新秩序建设，控制妨碍有关治安回复和维持的行为。陆军省也发表了声明，视此为对英方施加压力，迫使英方改变援蒋政策，放弃对新秩序建设之妨碍的良机。外务省对此并没有特别方案，基本上承认了陆军方面的方案，并以此为基本开始同英方谈判。7月15日，有田外相开始了同克雷格大使的第一次谈判。对于日方上述方针，克雷格大使表示涉及到英国对华根本态度，而谈判应该局限于天津问题本身，表示反对。7月19，20日，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日本对于英国的反对作了一点妥协，22日签署协议，24日发表。协定大意，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的中国现实事态，以及事态持续的情况下日军确保自己安全，为了其势力下治安的维持，拥有特殊要求，以及为了排除对日军损害，以及被敌人利用的一切行为，有特别需要。英国政府对于军达成上述目的，没有意思采取进行妨碍的措施以及行为。

对于上述协定，英方认为仅仅是对现状的承认，而日本方面当然认为不仅是对现状的承认，包括对停止援蒋以及经济支持的义务。没有具体条款，英日双方的认识仍然无法统一。7月24日，双方开始具体问题的谈判。日方代表主要有加藤公使，华北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田中领事；英方代表主要有克雷格大使和哈勃特驻天津领事。日方提出的具体要求有治安问题八条，经济问题四条共十二条，包括犯人的引渡，租界内抗日共产分子的取缔，租界内法币停止流通，现银搬出租界等问题。最困难的谈判，当然集中在核心的法币问题上。

英国虽然在法币问题上没有退让意愿，当时法币正面临重大危机。在日本的经济金融破坏下，尽管1939年3月中英双方设立了500万英镑的法币安定基金，防止法币的“不正当波动”，6月就用尽，7月中旬法币暴跌到兑换5便士的水平。为了防止法币进一步跌落，哈里发克斯外相指示进行研究，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并且显示英国并不缺乏同盟，专门找了一位德国专家夏哈特博士。7月25日，哈里发克斯外相电令英国驻美国大使林则，对美方表示承认连银券在租界内的流通等同于对伪政权的承认，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银行界同英法银行制定共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于7月26日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美国采取如此行动，并非心血来潮。第一，法币本身就是在英美双重资本下运作，法币崩溃对于美国利益也有损害；第二，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有关“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演说，虽然措辞仅仅局限于日满华，字里行间包含南下态势，同时违反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原则，引起美国警惕。美国副国务卿威尔兹提出的报复措施就包括停止购入日本黄金，中止信用贷款，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加收特别关税，禁止进出口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等等。38年12月5日，美国辅助官员会同远东部部长汉密尔顿做成了报告书，认为对日经济制裁是可以避免日本报复的手段。对此，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芬贝克（名为顾问，当时是对远东事务最具影响力的官员）添加了自己的意见后于22日递交副国务卿威尔兹。美方于12月15日（国务卿赫尔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罗斯福趁赫尔出访不在国内的机会12月9日决定，15日实施）追加了对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信用贷款，30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向有田外相递交美方通牒，表示美国不承认日本东亚新秩序，提出抗议。1939年1月7日，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做成《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物资的来源》之报告，用意如何不言自明。虽然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美国内部还存在不同意见尚没有特别动作，各种准备已经非常充分。

这个背景下，1939年5月以来的天津租界危机中对于日本要求禁止法币流通，对于英美利益均有抵触。6月13日，国务院收到了英方介入事态的请求。6月16日，美国开始考虑对日本政策。7月22日，英日达成协议，有对日本妥协迹象，罗斯福同赫尔开始考虑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问题。

作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手段，条约废除早在1938年底就被提起考虑，美国国内对此包括议会在内对类似提议都有磋商，还没有一致结论。7月26日，参众两院都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赫尔国务卿以总统权限为基础，通告日本驻美国大使崛内谦介，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并非美国一时冲动，而是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演说发表后美国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条约的废除以及其他经济制裁的实施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日本以新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暗杀为由挑起法币之争，美国也以天津租界危机中日本的“无理”为由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显然是个哭笑不得的结果。7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谈话，称赞美国举动，英方的谈判立场也随之强化。7月27日，克雷格大使对日本方面表示法币禁止问题不仅是对英国中立态度的违背，同时对第三国也有深刻影响，虽然表示同意商谈实际上反对日本要求，表示要同美法协商。8月1日，法国驻日本大使对日本表示不可能交出现银，禁止法币流通；8月3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表示现在已经很明白，法币问题并非是英国一国的问题。8月18日，英国大使克雷格向日本表示了英国的最终意向，当地的经济问题单在日英两国间无法达成有益的结果，应该寄希望于“对于全部的关系当事者达到公平解决。”日英双方事实上决裂。

天津租界危机，以日英矛盾开头，以日美矛盾结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于日本的第一次打击。包含日后的谈判过程，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各种抗议啰里啰唆喋喋不休，但是真正落实到行动却是雷厉风行，以行动说话，谈判桌上从来不多费口舌。说他霸道不假，可是这种霸道的底气确实是令人羡慕。

• 赵括有几篇，我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