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八路军中的女洋"少校" -- 水影儿

王安娜在延安

人物档案

安娜利泽，因嫁给中国丈夫王炳南改姓王。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语言，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同留德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炳南结婚。翌年，随丈夫来华到西安、上海，协助进行了争取杨虎城的工作。1937年春去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夫到上海、香港和重庆等地，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做联络及统战工作。1945年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去上海，继续在“保卫中国同盟”中工作。1955年离华返回东德。1961年移居西德。回德后曾一再重返中国访问并探望儿子、前夫及老友们。1990年在德国病逝。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曾临时授予过军衔，一个生活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的德国妇女曾被授过少校军衔，她就是著名的国际友人王安娜。她在华20年间，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初期建设，其非凡的经历构成了那个火热年代的一个特殊画面。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识了丈夫，靠拿中国护照才从纳粹魔爪下脱险，来到古城西安居住

■陪丈夫做杨虎城的工作，走访鲁迅，穿着中国旗袍的洋女人宣传抗日，格外引人敬重

1931年，24岁的安娜利泽在柏林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年长自己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两人在参加反法西斯活动时密切交往并产生爱情。1933年纳粹执政，安娜利泽两次被捕，出狱后仍随时可能再进集中营。王炳南于1933年同她结婚，让她改姓王并拿到中国护照。此时，蒋介石政权与希特勒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王安娜以中国人身份才脱险出境。

1936年初，王安娜随丈夫到达中国。王炳南之父与西北军界首领杨虎城是结拜的异姓兄弟，他本人留德五年便是靠杨家资助。十年前便秘密加入共产党的王炳南此次回国，正值中共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奉命通过世交关系做杨虎城的工作。作为古城内首位洋媳妇，王安娜到西安当夜便去杨宅，杨虎城见面就说：“一个外国妇女在中国旧式宅第中不能生活，还是住旅馆吧，费用我承担。”王安娜马上表示，早就对中国的生活不抱幻想，应该住在公公家。不久，王安娜带着身孕随丈夫陪杨虎城到上海，会见了鲁迅和救国会领袖，这更促进了那位西北军首领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

在上海和西安的社交场合，一个高大的洋女人穿着中国服装，以英语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敬重。王安娜刚踏入中国，便由革命者家属进而成为革命参加者。

■到延安访问红军并希望留下来，毛泽东曾就她的混血儿子更送给白求恩。她一路也治疗了几百个伤病员，解放后卫生部长曾笑称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1939年初，周恩来派王安娜去香港找宋庆龄联系，设法把买到的包括X光机等珍贵医疗器材运回来。王安娜从广西出境到越南，又转往香港、上海，完成任务后回重庆。接着，她又奉命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了解当地医疗情况。在八路军掩护下，她和几个女护士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途中见到著名女作家丁玲。千里行军中，战士们为照顾“外国同志”要她骑骡子，王安娜却坚持步行不搞特殊。一路上她生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话：“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于是自豪地说：“我现在属于中国人了！”

靠着在德国学过的简单救护知识和“小长征”中积累的抢救经验，王安娜一路上还给部队和老乡治病疗伤。解放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对她还能行医大感奇怪，曾开玩笑说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王安娜则回答：“至少我有资格说，我受过数百病人的感谢！”

到达五台山根据地后，王安娜见到白求恩大夫，听他诉说了药品奇缺的困难，答应回去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并设法解决。王安娜刚回到大后方，就得知白求恩不幸去世的消息，而且因国民党封锁也难再向解放区送药品。此后，她在重庆住了六年，陪同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她利用结识许多外国使节、来访者和记者的条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实况，揭露国民党的歪曲宣传。王安娜身后总跟着特务，当其他八路军办事处成员都当面骂这些家伙是“狗”时，她却出于怜悯心有时回头找这些“尾巴”谈话，询问其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使有的特务面对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羞愧得低头而去。

1945年抗战胜利，王安娜离了婚，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去上海，重新编组“保卫中国同盟”。此后，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蒋，并利用各种机会向解放区运送紧缺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又在华工作了六年，终于告别了接近成年的儿子返回了德国。

■在中国生活的20年，正值社会制度出现根本性变革的火热斗争的时代，她由一个外国来的同情者变为革命的参加者，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一个德国妇女，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投身革命斗争，并与共产党的领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王安娜在回忆录中所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这种非凡的事迹，绝不仅是出于亲属之情，更重要的是那个革命与战争为主旋律的特定历史时代所造成。生长于一次大战和战后经济危机之中的王安娜，在大学读书时正值社会动荡之际，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残酷激烈的斗争。这位年轻姑娘能爱上当时受西方人歧视的中国革命者，正是出于共同的反法西斯信念，以及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刻同情。

王安娜虽积极为八路军和解放区工作，却坚持自由信条而不肯受共产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1939年，她在上海采购时出于好奇自作主张，应在柏林时结识的日本同学之邀到敌国游览了几天，这在抗战环境中自然引出些难以解释的质疑。王炳南后来向她说明，如果仍想做妻子就必须加入共产党并忠实于信念，不能太无政府主义，最终导致了十年的夫妻分手。对于一个在文化和生活上都与中国人有着很大差异的外国妇女，我们确实也不应以自身的角度过于苛求。她在艰苦危险的战争环境中所做出的一切，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

王安娜回德国后三十多年间，始终牵念着在中国的亲人，并把这种思念同缅怀自己亲历的那场伟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她一直宣传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所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也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