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上 -- 萨苏

冈部孙四郎，战前就是日本知名战地记者，时年二十九岁，原《朝日新闻》驻汉城采访主任，七月中旬奉总社名以“华北特派员”的身分随第二十师团到达北平前线采访，他能写文章，也能摄影，是《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多面手。南苑战斗之前两天，他在战斗的最前线所写新闻稿 -- 《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一文，真切描写了二十九军炮火下的丰台日军伤员为了避免被俘试图用手枪自尽的场面，给日本国内民众极大的震撼。

这一次，冈部再次大胆地随第二十师团冲锋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突入南苑，没想到的是日军陷入意料之外的苦斗。冈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述道：“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敌我双方的炮声殷殷，我心中不禁想 – 这可能是‘北支事变’（日军对芦沟桥事变）以来最激烈的大战吧！”“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四十人高贵地战死。。。”

文字到此结束，因为这路日军发现自己所处位置遭到两处中国军队阵地的交叉射击，开始后退躲避，撤退中，中国军队的一发机枪子弹命中了冈部的头部，这发盲贯的子弹，当时就要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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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部的尸体，这张照片被日军报道部注明不得发表，可看到照片上的红叉

日军战后分析，冈部可能是此前摄影时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注意到了，认为他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当时日本记者的服装与士兵很难区分，头上也戴着日军的战斗帽），于是对他集中射击。

惊悉此信的川岸文三郎连忙命令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 – 这可是日军在对华战争中死于前线的第一个记者，还一死就是名记，要是抢不回来尸首实在难以交待。

日军突然掉头抢尸的行动，让南苑守军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打掉了敌人一个大人物，但是不知生死，于是冒着炮火猛烈射击抢尸日军，以免冈部被“救走”。日军历尽艰险，才用一台大车将冈部的尸体载了出来。

冈部后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军人而在此被“供奉”的第一人。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 – 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这一条是川岸看清了二十九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充分扩大空中优势所能带来的战果。他的眼光极为毒辣，日军飞机没有遭到任何象样的抵抗，所以攻击极为肆无忌弹，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实际上，后来参加过南苑战斗的二十九军官兵回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日军轰炸的惨烈后果，南苑守军基本没有防空经验，在这种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的情况下，军心迅速动摇，是南苑失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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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南苑的航空照片

而另一条，则是川岸注意到此时南苑守军已经遭到北，南，西三面围攻，他命令日军驻扎在通州的预备队 – 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州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这路敌军有些画蛇添足，其实在南苑周围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已远远超过守军，完全没必要增加兵力。川岸只是因为初次和华北中国军队交手，不免小心过度才做出这条要求。在他们到达南苑之前，南苑的守军已经撤退了。

但是，这条命令却带来了两个意外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直接造成了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阵亡。

这里面有一处史实，中日双方记录不一。

中方的资料显示，日军加强轰炸以后，曾经派出伞兵空降，占据南苑部分营房，里应外合，造成了南苑守军的极大混乱。据二十九军参战老兵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但是，日军的记录中，南苑之战并没有出动伞兵的内容。日军记载，他们第一次采用空降作战，是1942年在印尼的巴腊巴板，使用伞兵夺取该地的油田。七七事变期间，也确有一次动用空降部队的作战，但是并没有跳伞。当时另一名北方将领傅作义，眼看平津危急，挥师从绥远前来增援，试图切断日军关内关外联络。傅部挟百灵庙战役余威，很快攻克商都（全面抗战中收复的第一个县城），继续东进。为了阻止这支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火速派出一支空降部队，乘坐“满洲航空”的民用飞机，落在傅作义后方建立据点。发现自己后方出现敌人的傅作义，因为敌情不明，只好收缩撤回绥远。这和南苑之战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人记得看到过日本伞兵的伞。

事实上，很可能是从守军的缝隙中钻入南苑内部开花的日军步兵突击队而已。

以当时的布防而言这完全可能，前面说了，二十九军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尽管日军方面强调守军的阵地坚固，但颇有二十九军旧人回忆南苑战斗时并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南苑作为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七七事变又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若是守军连工事都不做未免太不正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南苑混乱的布防状况使部分部队未能充分利用既有工事。

各自为战的部队难免留下给日军突入的缝隙。而上午两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也已经使二十九军守军元气大伤，难以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因为这些敌军的渗透，本来在日军轰炸之下已经处境艰难的守军阵地逐渐支离破碎，难以支撑。坚持到下午一点，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骑兵不适合防守，郑部在上午的战斗中夹在佟赵两部之间只能挨打，异常窝囊，因此突围时十分踊跃，而日军围攻部队并未进行特别猛烈的阻击，二十九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而出（南线为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赵郑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二十九军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郑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有人评价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中进攻的时候亦堪称英勇壮烈，前仆后继，但最怕撤退，往往一撤就溃不成军，淞沪如此，忻口如此，南苑亦如此。

而一个更险恶的敌人在路上正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萱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这支从通县赶来的日军，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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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苑前进的萱岛联队，其机械化装备使其运动迅速

下午四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在公路上行军的二十九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有二十九军人员战后经过此地，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二十九军的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副军长则是先被击伤落马，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残部以郑大章为首分散退回北平，是为二十九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这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二十九军全线南撤。

不过，萱岛联队的参战，也引发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该部离开通州防地，通州日军防卫力量锐减，二十九日，早与二十九军有联系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乘机发动起义，消灭通州日军，逮捕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兵变”。两张所部后编为国民革命军180师，也有部分人员加入地工组织继续在华北活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的军统特工麻克敌就是两张所部。

说到南苑守军遭到伏击，在抗战之中，曾有多次类似的事例，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精锐第五十八师救援长沙，行军中就遭到日军拦腰袭击，损失惨重，若非日军掌握准确情报，实无法想象其设伏能够如此巧妙。

南苑守军遭到的伏击。正是被叛卖的结果，叛卖他们的，又是潘毓桂。这个细节，直到解放后再次逮捕潘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赵登禹下达撤退，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行事。二十九军原定八月一日对日军发动反攻，二十七日，张自忠三十八师实际已切断了丰台和廊坊日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此诱歼日军一部，不料日军已经增兵，护卫一个电话线维护小队的兵力就达二百余名，三十八师没能顺利吃掉日军，二十九军上层已经警觉情况有变。随后日军的突袭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计划。二十八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一点。

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

关于潘毓桂的叛卖，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首先，潘毓桂作为著名的亲日派，为何在战役中一直能够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

这就要涉及到宋哲元的特点了。在对日问题上，宋一直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时候的窗口。在宋看来，打，是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的，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相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或许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要让日军能够真正信任潘，显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上面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宋可能认为潘无论怎样总是二十九军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哪些能够用来和日军作交易，哪些不能，心中显然有数。

宋就是没有想到，潘却没有把自己与二十九军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兴趣，他有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他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一定不是宋哲元，而是“大日本帝国”。自然，哪些可以卖，哪些不可以卖，他的理解与宋哲元完全不同。

所以，宋对潘的期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潘的屁股坐在哪里。

其次，如果说潘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出卖给日军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一次叛卖则无疑将山穷水尽的南苑守军送上了死路，都是同僚同胞，潘何以如此冷酷绝情？

要说潘是汉奸不假，但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绝不会为坏而坏，潘这样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自保。

解放后审理潘的材料表明，从南苑战斗打响，潘就处在一种非常“自危”的状态。因为日军通过潘把进攻计划转告二十九军，其目的是为了吓退南苑守军，谁知结果却是南苑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伤亡。作为传话人的潘毓桂深感恐惧 – 因为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件事办糟了。日本人是不大讲理的，如果伤亡过重要找个出气筒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就算因为有交情不会责怪，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疑会大大下降。如果是这样，他将来的前途如何呢？难道跟着没有出路的二十九军南撤？

因此，潘毓桂一了解到南苑撤退的命令，马上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将其交给日军，作为自己将功折罪的礼物。至于这样会造成多少将士的牺牲，就不是他能考虑的了。

事后，潘果然因为与日军的“精诚合作”分得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天津市市长。

鲜血染红的顶子，不知道潘某人夜深可能安卧？

战后，潘被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洪旁吾进行辩护，法院以潘一九三九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实为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 – 投日的汉奸来头越来越大，潘这样的老牌汉奸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释外就医。

不过，国民党的法院虽然将其放过，但共产党却未放过，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共产党没有那么多对“名士”的尊重，潘一九六一年死于狱中。

今天，北京还有三条街道是用二十九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命名的，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也许，会让人想起南苑那血与火的日子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