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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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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萨评版】菊与刀 2.2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因为是与平面媒体有约,所以谢绝转载,请原谅。

-- 萨苏 ]

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2)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萨评:在若干美国人心中,今天的拉登和基地组织,之所以会和美国作对,就因为他们是精神病。这种看法让美国人觉得省事,可以免于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但在实际中只能使麻烦更大。]时。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萨评:美军攻占冲绳的时候,很多狂热的日本人正在用竹枪训练,准备“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这一幕被当时的相片如实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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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玉碎的写照,日本训练街道大妈打机枪

然而,日本的领导者对此却是明白的。天皇决定投降,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御前会议上军部汇报用于本土决战的部队装备不足,连防守东京沿海九十九里浜的师团都配不齐枪,于是天皇勃然变色,放弃了本土决战,改而宣布投降]。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 ———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萨评:其实,这背后的潜台词是 – 二战时代,包括这之前的日本人即便受到相当的教育,也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可以对某一个技术问题作出有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判断上,他们自然地把自己当作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并且相信这个零件的命运和机器整体完全一致,于是将思考的责任交给开动机器的人 – 在这个时候,就是军部和天皇,既然上头还没有觉得惊惶失措,就说明这台机器的运转没有问题。既然这台机器运转没有问题,自然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自己就没有问题。。。从这一点上,对上司极端信任的日本人和把政府天然看作恶人的美国人,没有共同语言。] 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 [萨评:基斯卡岛,属于美国阿留申群岛,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一度攻占此处,后因美军反攻而放弃,不过,这里接近北极圈,气候恶劣,日本人没必要担心美国人由此轰炸日本本土。估计是作者弄混了基斯卡岛和南方的塞班岛,塞班岛被美军攻占后,B-29轰炸机开始由此轰炸日本,此外,成都等中国空军机场,也始终是轰炸日本的重要基地],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萨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美军的轰炸直到最后也没能摧毁日本人的意志,但是,轰炸却摧毁了日本的工业基础,使日本的军事机器无法给日军生产出作战所需要的足够的飞机,军舰和大炮,所以意志再坚强,日本人也不能变魔术一样从炸成碎片的工厂里生产出战斗机来,所以,意志和士气,不是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充分条件,这倒又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好例子]。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萨评:日本人也有引用名人名言的传统。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而且颇有文采,曾有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因此在日本民间颇有威望,然而,他的老朋友,另一个维新志士阪本龙马却评价他说 – 西乡就是一个大马鹿(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所以他的话是否靠得住,颇值得怀疑]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萨评:日本陆军著名将领,是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指挥官之一,因突袭攻占新加坡而得名“马来之虎”,二战末期担任日军在菲律宾的最高指挥官]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萨评:作者的道理说得不错,但这个例子不太对头。事实上就这件事而言,日本人倒是说了实话,战后缴获的日军作战计划表明,鉴于双方实力的差距,菲律宾战役中山下奉文从来就没有准备和美军在无险可守的马尼拉硬拼,留在那里的都是一些准备牺牲掉的二流部队。美军还没登陆,他早就带着菲奸劳雷尔一行和日军主力撤退到了碧瑶山区。山下认为菲律宾的日军制空制海权都已经丧失,只能利用山区崎岖的地形和美军纠缠,事实上他这一手的确有些道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虽然轻取马尼拉,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山下奉文。直到日本战败,山下所部的日军一直在当地和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打游击。二战后山下奉文被判处死刑。这个严厉的刑罚固然罪有应得,但也有人认为是山下在菲律宾阴魂不散的打法激怒了麦克阿瑟,如果早早投降,即便犯了反人类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麦克阿瑟也可能会饶他一命的]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萨评:现在的世界则有些颠倒过来了,和西方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强烈地依赖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一个项目,从一开始他们就会做一个完善的计划,把一切都放在掌握之中,然后按部就班执行。在数字化时代,他们的计划往往近乎完美,但是,一旦中间出现了计划外不可控的因素,这些家伙们就往往一副茫然。这方面,倒是一直过着“变化比计划还快”生活的中国人更能应付]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萨评: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查看日本方面的纪录,我没有找到相应的条文,不知道作者的资料来自何方。我推测可能是一种误解,日本方面对自己战败时候该怎么办考虑极少,可能觉得预设这种立场本身思想就有问题。关于弃舰,我能看到的只是要求必须先将军舰上供奉的天皇照片转移到救生艇去。不过作者所说日本人好面子这一点,确是没有错误的]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萨评:这指的是日本战国时代以来形成的幕府制度,当时日本的实权经过军阀混战落入掌握实权的将军 – 即“征夷大将军”手中,并且世代相传。此时,天皇只是日本名义的统治者,天皇大权旁落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然而,这些所谓美国权威人士却忽略了,此处的“每个人”在日本指的实际是“每个武士”,他们的确是以某某人的家臣自居,说只知领主不知天皇完全没错。然而,日本的普通民众,心目中则一直把天皇当作日本的象征,而不会把将军当作日本的象征,这就象西方世界中上帝和教皇的区别一样。]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萨评:日本天皇在二战结束前,始终不是以人,而是以神的形象存在于日本,以至于战后日本天皇不得不出来宣布 -- 我,是人],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萨评: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心目中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所以,天皇的地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皇帝。曾有人问一个日本教授 – 假如你们的天皇暴虐无道,做尽坏事,你们会怎么办呢?结果日本人的回答:那我们就会到樱田门(日本皇宫大门)外痛哭,期待吾王悔过。说起来,还是一点儿揭竿而起的念头都没有。]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萨评:美国人则不同,在二战中,美军有专门配漫画的教材,教育士兵怎样应付被俘后的日子,这本教材我曾见过日文译本,堪称图文并茂。可是,这对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来说用处并不大,因为,美军这种教材是建立在“战俘有战俘的权利”,“如果你不说,对方也拿你没办法”,“敌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恫吓”这类观念基础上。被俘的美国兵没想到日军根本对所谓战俘的权利不屑一顾,竟会让他们遭到老虎凳一类酷刑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保密教育也就无法发挥多大作用了]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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