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 黄河故人

闽粤

这两省略有不同。这两个省都是日本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而且日本人占领也比较晚，也没有完全占领。广东要等到1938年日本侵入广东，毒祸才开始，福建则要早一些。但日人在此的毒化活动却并不逊于其他占领地。一是因为此时此地日人已在中国积累了毒化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毒品公司的组建、禁烟机构的设立、罂粟的种植、毒品的贩卖等；二是因为此处地临台湾，日籍台人为其毒化活动的马前卒，较之日人亲自出马，有语言、种族及风俗习惯上的诸多便利。

日本在福建的毒化活动，主要集中在厦门、福州两市及周边郊县。时间跨度较长，自19世纪末开始，直到二战日本败降。

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日据台湾，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遂被日本视为势力范围，出于各种目的，大批日籍台人纷纷渡海到闽，由于地理上的近便，渡海者主要集中在厦门市。

1928年10月，福建省下令设立禁烟委员会，厉行禁绝鸦片。日籍台民以日本领事为护符，公然开设烟馆、土栈，破坏禁政，不要说取缔，就是搜查，也非要和日领所派的人员一起行动不可

。福建禁烟委员会虽破获许多籍民烟案，屡屡与日领交涉，公文来往，积之成堆，但均为治外法权所限，未

能奏效。福州、厦门二埠，台民所设大小烟馆土栈，总数近400家，营业总额每日在10万元以

上，烟馆土栈有名有姓、有门牌地址，凿凿可考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937年9月3日，日炮击厦门，1938年5月13日，攻占全岛，厦门沦陷。

在占领之初，日本人认为吸食者每人每月的消费量至少在0．5两以上，高的可达0．7两，由此得出厦门一个月的总需要量36000两，实际上由于在清末民初，福建的禁烟工作搞得很好，实际厦门一个月的总需要量15100两，还不到当初推算的一半。这需要感谢一下林则徐的后人，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

这里的毒祸和中国别的地方不太一致的是，日本海军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海军从台湾专卖局聘来鸦片专门技术人员竹内文雄、林田枝年、木佐贯弘、片寄等人，1938年8月由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组织“公卖管理委员会”，设立公卖局，管理禁烟及盐务一切事务。日海军命令日台商家福大公司、南兴公司等集资组织福裕公司，承揽公卖局鸦片烟膏的制造与贩卖业务。1939年3月，筹备工作完成，实施“戒烟法” 制毒机构—— 福裕公司，直属日领事馆。原料保管及监督，属伪市政府禁烟局。

福裕公司的烟膏原料，最初是由日海军及事馆经由上海日人毒品机构—— 宏济善堂购来，后因运费价格上涨，日海军及领事馆便想在当地种植罂粟，种植地点选在了金门。，日海军与领事馆专门从日本或蒙古运来上等的罂粟种子，并

领委派砥上、佐藤

技师，上原、古贺技术员等罂粟种植专家到金门， 悉心指导农民种植罂粟。福裕公司生产的烟膏，按等级分为特字、福字和天字三种，其每年产量初有10余万两，后渐减至七八万两。，太平洋战争之后，在日海军及领事馆的操纵下，一部分烟膏，通过张逸舟的新华公司、浯屿公司和厦门物资交易组合等，与国统区交换物资。

由于原料来源不充裕，日本人在福建很快就走上了精加工的路线。

1939年日人在厦门惠通巷7号、9号、11号成立了一个吗啡公司，由陈长福主持并为董事长，公司资本初为60万日元，为日人毒化福建人民制毒总机关。该公司制造吗啡量每月三四万两，销至厦门、香港、福建沿海、汕头等地。

1943年3月伪厦门特别市政府直隶汪精的南京伪国民政府管辖后(简称直辖 )，厦门特别市“公卖管理委员会”改称禁烟局，隶属于市政府，并受内政部的指挥监督，禁烟局局长始终由日籍台湾人林济川担任。局下设福裕、福和、福庆(后改名福隆)三家鸦片公司，公开制造、销售鸦片。

1942年8月19日（又提到了1942年），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召开关于“支那阿片对策会议”，会中认为“大东亚战争”给予经济显著的影响，造成通货不稳，再由于华侨送金的断绝以及华侨出入的断绝，使得厦门人民的收入已经难以狗卖鸦片，必须提高供给，降低价格，扩大销路。1942年日人自台湾运来厦门大批鸦片、红丸、吗啡等3000余两，除设统一公膏毒品行在当地勒销外，另将毒品改装成1两、2两、5两装，强迫航海船只每艘每次须带百两运销他处，并迫使码头交通船员，须夹带内地销售，每船每次须带5至10两，否则货物不准出口，并停止该船航行权。另外，1944年日人在闽粤沿海各地勒令民众每户至少种烟一亩。

日占厦门时间很长，福州则相对要幸运一些。1941年4月21日，日军第48师团主力一度占领了福州，但135天之后退出，1944年9月27日，日军又第二次侵占福州，但也只占领了226天，即行撤退。第一次占领福州，日特务机关设在下杭路，长河田及日军联络所岁森为主持毒化的首脑人物。鼓楼大根区烟馆，由日陆军联络所长奥田，派日军情报员台人张嘉成负责。台人郭佑来、马路鉴等，不但受日人指使，管理各辖区内诸烟馆，自己还在平民小学、延郡会馆、福安会馆等处，开设大规模烟馆及妓院，并为虎作伥，每日向其他各烟馆强迫抽收保护费1万元，他们同时还是日特务机关情报员。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期间，日军继续在福州实行毒品公卖政策，运来大批鸦片、海洛因、吗啡，由福州当地流氓与日籍台人开设烟馆引诱市民吸毒打吗啡。另在市区沿闽江的一些烟馆中雇用女招待与妓女，以招徕宾客。

七七事变前，日本人也在广东贩卖鸦片，但是只能偷偷么么的进行。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稍后，进占珠江三角洲上各重要城镇。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也宣告成立，陈公博为省主席，彭东原为广州市长。日军占领广州后，为巩固其军事占领和扶植傀儡政权奠定经济基础，公然建立贩卖鸦片场所，开设贩毒公司

“福民堂”（1939年3月），开放鸦片烟馆。侵

粤日军命台湾人陈思齐在广州设立福民堂，在日伪的强权下，福民堂成为全省的毒品大本营，以十三行路华南银行原址为堂址， 二楼办公，一楼为煮烟膏场。福民堂设了6个分销处，即是6个派出机关，分惠福、永汉、东山、陈塘、河南、芳村等6个地段管理。福民堂主要的经营手法是：从东北采购烟土，到广州煮炼成烟膏出售，烟土由日本的军用船运来，每件l00两，状如枕头，名为“枕庄”。为追逐高额的利润，广州福民堂的一两烟土，煮制时加半两烟灰，混合煮溶过滤后再加波斯胶或布胶半两，便成烟膏，即是一两烟土制成

将近二两烟膏。福民堂每月缴饷50万元军票，可知日本人在此方面收入。福民堂既负责加工供应鸦片，在行政上也是管理“禁烟”的机关。

在国际禁烟的压力下，1943年5月，福民堂利用合同期满机会宣布解(一说1942年6月)，其业务则交由广东禁烟局接办。

散在潮汕地区的庵埠被日军占领后，在庵埠又设立了一所鸦片专卖处— —永安公司。

1939年后下

年起，日伪强迫广东从化、番禺等地农民种植鸦片，到1941年底，广州市郊与附近各县遍

开罂粟之花，市郊如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

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知、榕树

头、长湿、龙眼洞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禺南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所生产的鸦片，俗称“黄埔土”。东莞产的

鸦片名为“东莞花叶”；其他还有从化、花县以至四邑(开平、新会、恩平、台山)等地所生产的鸦片，品类繁多。

“

在伪广东省财政局1943年1月拟定的《拟举办广东省烟草专卖意见书》中，透露了日伪鸦片收入每年高达军票1000万元。侵粤日军将毒化活动和枪炮紧密配合，获取了大宗不义之财。他们不仅将鸦片收入作为重要的财源，还将鸦片当作货币来使用，以巩固日军的军事占领获取财源和奠定殖民地统治的经济基础。

鸦片还有一些其他用处在广东驻扎时期使用中国侦探时，便与鸦片配给机构联系，以取得鸦片毒品通过日军封锁线的通行证。把鸦片和通行证交给中国侦探，让他们把鸦片从‘和平区域’运到抗日区域??这些人为了获得鸦片和通过日军

封锁线，甘心承受同胞对他们的诟骂与责难，不惜充当叛徒、汉奸、不法之徒，为日侵略军充当侦探

1938年日本第一次武装将鸦片运到澳门，1942年， 日本再次将鸦片、红丸、吗啡等运至澳门，计达3000两，并在澳门成立了鸦片专卖局，进行贩毒活动。1943藤田八郎在香港进行鸦片专卖，设分销处19所

恶人自有恶报，1947年3月，日军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区总督的田中久一中将在广东被判死刑，其罪名之一就是“奖励中国人吸食鸦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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