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 黄河故人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马甲以为这个词用得真好。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此政策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所谓“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为。当时东北的奉天，华北的天津，华东的上海，华中的武汉，是日本的几大鸦片集散地。除了大力倾销鸦片外，为了能够把更多的民众拉入到瘾君子的圈子，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l1月30 日公布《鸦片法》，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官办机构，进行鸦片的生产、交易，以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售成品给瘾者。当时烟毒泛滥成灾，伪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37年制订了所谓《鸦片10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又成立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继之又在铁岭、绥化增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1800多个“烟管所”充实扩大，实行官营。《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只字未提对瘾者的治愈和限产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予鸦片”，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领到政府颁发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实则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以此创造税收。

伪康德五年(1938年)哈尔滨市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有70处管烟所，有管理人员150名，服务人员452名 同时还有哈尔滨市成膏所，专司鸦片的加工发售工作。登记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有29240人，卖出成膏四亿零七百九十七万余两，渔利三百九十二万l七千余元。。1939年的财政预算中为发展毒品事业，所作的庞大预算为四百一十一万七干四百三十六元，其中仅购置吸食鸦片的器具占经费3％，余为收购鸦片原料及增设销售网点的费用。现存的敌伪档案材料表明，政府纵毒仅哈尔滨市的抽样调查，便可见烟毒为害之烈：哈尔滨市吸食鸦片者以中壮年为主，其中30__50岁占76．56％，其次是20__29岁占11．09％，51—69岁占8．7％，上瘾二年者即神志恍惚而丧失劳动能力。1938年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被大大缩小了的。。当年许多人成瘾中毒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日本人又反唇相讥，说满洲人是一群“东亚病夫”

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九辑临时增刊上的宣传单上印着清晰的黑字“瘾者同胞请看：买官土(日本人生产的大烟)吸食的这两位乐哈哈，实在是坦然自在??”宣传单左下角署名是“民政部、蒙政部、军政部、治安维持会、专卖总署”

1937年鸦片的栽种，已遍及伪满洲国的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万5千亩。以热河省为例，l936年罂粟种植增加二千顷，总收获量达825万两。1941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直接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1943年禁烟总局制定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实行集团栽种：这一年三省被指令种罂粟六百公顷，四平省开原县“被指定的320顷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毒品。各地所收获的罂粟由鸦片专卖机构按定价每两一元二角统一收购。以上数据都有日伪档案可查，赖是赖不掉的。

1938年3月28日， 日人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政府先是躲在上海日租界的新亚饭店办公，6至10月间所属各部陆续迁往南京。其后，日方授意伪政府建立地方政权，以取代日占区临时拼凑的维持会或自治委员会。

1938年4月到1939年3月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政府、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安徽(蚌埠)等伪省政府相继成立。1938年10月， 日军攻陷武汉，华中全部沦入日人手中。。日占华中后，随即实施“以毒养战” “以毒制华” 的毒化战略． 一面牟取暴利，一·面

借此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消减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华中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枢，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被日本视为“以战养战” 的基地。

在这里着重指出一个名字和两家公司。一个名字是楠木实隆，两家公司是三井和三菱。楠木实隆－常隆基，有人想起来了吗？三井和三菱就不用多说了吧。1937年9月，原任日本陆军上海武官府补佐官的楠本实隆转任上海特务部机关长，不久即兼任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总务班班长，主导占领区的政经事务。1937年10月，特务部楠本力邀参谋本部影佐祯昭大佐(1934年8月至1935年8月曾任上海特务机关长)推荐的里见甫，到上海负责整个苏浙皖地区的毒品贩卖工作。里见甫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老冰的《罂粟花开魔鬼来》，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李鸣。他曾在天津生产海洛因等毒品，并创办中文《庸报》，进行日化宣传。里见甫应邀到上海后，在九江路50号设立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并以商社为掩护，多方搜集毒化信息，为制订毒化政策做准备。1938年4月，楠本指派苏浙皖特税处筹建上海鸦片公卖总局，6月，公卖总局在虹口正式成立，是为日伪在华中最早的贩毒机关。经过与中国烟商的数次接触，楠本认识到，鸦片之利，日方难以独占，应割舍一部分利益，以作为控制中国烟商之诱饵。

1938年秋至1939年初，上海公共租界之外围地带，即有“白粉窝” “燕子窝” 等海洛因售吸馆70多家，京沪铁路沿线乃至更偏僻之地，都有日人出售海洛因，每两价格高达200元。南京的海洛因由1000多位日本浪人经销，每月交易额达300万元以上，他们还将毒品发给雇佣的中国工人，作为工资。据1939年5月21日《申报》报道， 自日军侵占上海后，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辖区之外，有名有姓之土行有34家． “闻此等土行均向日军特务部领有执照，每月缴费600元，I周内复有土行4所开设”。 除贩卖鸦片外，特务部还在上海开设海洛因制造场，并特许l4家土行进入公共租界内，推销鸦片。战前日人在沪经销的鸦片，多是由日外务省特准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从伊朗贩运而来。鸦片用红纸包装，呈长方形，称为“红土”。由于此项业务每年有600万日元的交易额，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欲插足抢利，遂主张自由竞争，以打破三菱独家垄断的“不合理” 局面。正好当时当时，上海特务部的活动经费每年不过20万元。 为筹措资金，楠本委托政界黑幕人物藤田，通过三井公司从伊朗走私20万磅的鸦片。

由于利润太高，

1938年l0月，三井未经外务省同意，私自接受维新政府委托，从伊朗进口近1000吨鸦片运抵上海，此举引起三菱的强烈不满，两公司矛盾渐形激烈。1939年3月，经外务省出面调停，两公司协议共同组建一子公司，专门从事伊朗鸦片的贩运业务，协议规定在日本及伪满的鸦

片分配事宜由三菱承办，在华中及华南的分配事宜由三井承办，所得利润由两公司均分。两公司的毒品商战方告一段落。

由于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中将及特务部机关长楠本实隆成为占领区的实权派，而楠本因贩卖鸦片的关系，遂成为华中毒化政策制定的决定性人物。

1938年9月，华中特务部于上海召开联络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华中鸦片麻药制度实施要领》指出，华中鸦片制度的方针为： “以断禁鸦片麻药为最终目标，根据中国实情而采取渐禁主义；为对鸦片麻药类的生产、收购、贩卖、吸食等进行取缔，实行统制政策；鸦片的统制及取缔机关设于维新政府行政院，日方从内部努力进行深入之指导。”决定在上海设立鸦片的取缔机关—— 戒烟总局，于各县及特别市(上海、南京)设立戒烟局，掌管鸦片麻药的统制及取缔业务；在戒烟总局的指导监督下，设立鸦片商组织的慈善结构— —华中宏济善堂及地方宏济善堂，负责鸦片的购入、售卖、鸦片瘾者的救疗等项事宜(华中宏济善堂设于上海，地方宏济善堂设于各县及特别市.1938年11月20日，华中特务部根据《要领》，拟定了《维新政府戒烟制度要纲》，交维新政府发表，以求“合法”。为迎合维新政府，《要纲》将《要领》中的“华中”改为“维新政府”，“鸦片麻药制度”改为“戒烟制度.。兴亚院设华北、蒙疆、华中、厦门等4个联络部，负责指导伪政府和调整占领地政策等项工作。1939年3月，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上海成立，负责指导维新政府，日军特务部即告解散，楠本担任联络部次长。随后兴亚院经济部决定让里见甫筹设华中宏济善堂。

1939年6月，维新政府依据《戒烟总局设立纲要》设立戒烟总局，总局局长为朱曜，原大藏省书记官滨田德海为总务科科长，局址设于上海百老汇大楼6楼。戒烟总局管辖苏浙皖三省和上海南京两市。1939年6月1日，戒烟总局委任李呜(里见甫)为宏济善堂副董事长代理理事长(宏济善堂不设董事长)，8名上海烟商(理事)加入了宏济善堂，李鸣将160万元的保证金(加入商每人20万)随即上交戒烟总局。同日，宏济善堂于上海北四川路正式开张。

为发售毒品，宏济善堂自上而下形成纵向公卖体系：总堂设于上海，总堂之下设分堂(批发)，分堂之下设土行(批发)，土行之下设膏店(零售)，膏店之下设售吸所(即烟馆、或称戒烟所)。鸦片由总堂一分堂一土行一膏店一售吸所，售吸所再将鸦片煮成熟膏，开灯供吸。

宏济善堂成立伊始，日军、日商源源不断地将毒品运至上海，随战事推进，“满蒙等地鸦片不仅要供当地所需，且要作为远东各地战时医药原料，及支援失去鸦片来源的南方各地。从这种状况出发，有必要确立鸦片自给自足体制

1939年10月中,兴亚院决定蒙疆、华北、华中、华南鸦片政策的根本方针是自给自足，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摆脱对外国鸦片的依赖状态，不但蒙疆地区要最大限度地增产，华北、华中也要在所辖地域内，指定罂粟种植区域，增加生产。1939年底，宏济善堂开始自谋货源，强令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种植罂粟。

宏济善堂以烟毒为摧残中国人民之重要武器，其推销毒品方法亦无奇不有：由日军官兵、浪人及汉奸等深入乡村兜售，贫民若无现钱购买，可以记账；讹言可以治疗肺病．报纸登载毒丸广告，谎称长寿药丸。以鸦片充伪组织官兵薪饷及雇工工资；规定以烟毒为宴会及馈赠应酬之必备品；按户配发鸦片烟膏，定期收取吸后之灰烬；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掺入卷烟丝内，诱人吸食；对抗拒毒化之人民，指称为反日思想犯，严刑惩处等。

1939年l1月美籍人士贝德士亲自去上海，向中外介绍南京日人毒品贸易真相，此举激怒了日本当局， 日本总领事曾致函美国驻上海市总领事馆表示抗议。据贝德士调查，1938年间，南京市共有4个鸦片经营机关：一为日军特务部所组织，二为伪政府所组织，三为日鲜浪人所组织．四为日本洋行。

伪维新政府时期， 日人毒化政策采用幕后操控模式。毒化政策虽由日方制定及审议，但要发挥应有效力，形式上要求“合法”，遂命维新政府颁布各项条令，以便贯彻执行。在隶属关系上，宏济善堂听命于戒烟总局，但兴亚院却控制着维新政府。从机构内部看，戒烟总局局长虽为中国人，但关键部门总务科却由日本人把持。华中宏济善堂及分堂虽由中国烟商组成，但总堂理事长却为日本人，鸦片经营业务也完全为日本人控制，如宏济善堂提货须自戒烟总局烟栈，但仓中鸦片多为日本人自伊朗或伪满、蒙疆等地贩运而来，至宏济善堂所纳烟税税款，则多为中国烟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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