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国风流》　之　商鞅（１） -- Bater

《战国风流》　之　商鞅（3）

却说商君仓皇出逃，直奔函谷关。一日天色已晚，人困马乏。于是找了户人家想歇息一宿再走。谁知这户人家并不识得商君，坚持让商君出示身份证件，并称：“‘商君之法’，留宿无证件的人要与借宿者一起治罪的。你赶快出示证件的干活，否则跟我去见官！”商君匆忙出逃，何曾来得及带证件？一看不妙，假装一拍脑袋：“呀，小人包袱尚在外面马上，证件在包袱里，容小人取来。”出了门，上马落荒而逃。

当夜只好露宿于野，一边冻得牙齿打架，一边喟然叹曰：“唉，想我卫鞅竟作法自毙如斯...”

司马迁评价商鞅之死，认为导致其灭门之祸的原因是他制定的法令过于刻薄寡恩，重酷刑而轻仁义，致使积怨太深。这种看法千百年来一直是主流，在本人看来，这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罢了，却并不深刻。

商君制定酷刑也好，拿太子老师试刀也罢，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最终目的是要推行他新的行政体制，刺激农业，发展军事，从而达到迅速富国强兵的目的。当初孙武子为明军纪也曾斩杀吴王宠姬，如何孙子就得到褒奖而商君就得到诟病呢？

那么不采用酷刑铁腕，而采用仁义教化，能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呢？答案是：能！然而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孝公、商君都是心智高明之士，岂不知仁义治国的道理？那他们为什么依然选择了酷刑铁腕呢？这从卫鞅初入秦之后三见孝公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一见孝公，卫鞅说之以尧、舜治国的方略，‘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之‘以禹、汤、文、武’的治国之法，孝公还是‘未中旨’［不合意］；三见孝公，说以‘强国之术’（即后来的变法强国之术），大合孝公口味，‘语数日不厌’。

商君懂不懂仁义？尧、舜、禹、汤等先贤那都是仁义治国的典范！然均未被采纳者，孝公一语道破天机：“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要以仁义强国），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看看，要以仁义教化来振兴文明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秦国，恐怕需要‘数十百年’的时间，孝公不能等乃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是好大喜功，然而秦国等得起吗？虎视眈眈的其他诸侯会安安静静地坐等秦国慢慢施仁政、善教化么？

秦国等不起！教化非一日之功，以圣人之术让秦国缓慢崛起，固然能够让百姓、官员更乐意接受，商君也不至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然而如此一来，秦国可能等不到富强的那一天就已然为他国所灭了！

商君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然明白他的“强国之术”必给自己招来骂名了，在三见孝公之后，他就叹息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商君在黔太子师、劓公子虔的时候也想到了会因此而招致报复，然而他依然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商君以自身及其家族的生命为代价大大缩短了秦国的强国历程，使秦国迅速立于不败之地，为最终吞并天下打下了基础。

即使是那当今的眼光，商君的许多做法也值得推崇。比如政府取信于民，总比出而反而、朝予夕夺强；比如王公贵族犯了法也要受刑，总比明哲保身、官官相护强。商君逃亡途中投宿，那户人家依法而不纳，恰恰说明了商君的成功，何叹之有？如果临时组建的家丁能打败自己多年经养起来的正规部队，那才是他真正的失败！

正是：恩威善恶我自知，称让生死寻常事。

以此向商君及其家族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