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二

38年5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干部带着小兄弟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的：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正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间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马刀，没门。

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楞，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说：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讲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是，大家都是新来的、都不懂八路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44年牺牲）和崔秉志（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别人吃得香，胡彦明（43年牺牲）看着眼谗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就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划，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新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

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比方说：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某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象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弄熟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好象和天性有关系，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就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 64年少将，曾任沈阳通信兵学院院长）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总部（在南宫县城）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出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象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二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结果，六离会的“师父”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们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张马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陈再道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大喊大叫地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这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也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的领导是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地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红军听说以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火了，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他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具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枝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拿出来：“大刘，军刀还给你，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