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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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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故事(二)

38年5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干部带着小兄弟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的: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正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间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马刀,没门。

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楞,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说: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讲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是,大家都是新来的、都不懂八路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44年牺牲)和崔秉志(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别人吃得香,胡彦明(43年牺牲)看着眼谗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就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划,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新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

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比方说: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某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象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弄熟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好象和天性有关系,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就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 64年少将,曾任沈阳通信兵学院院长)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总部(在南宫县城)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出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象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二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结果,六离会的“师父”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们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张马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陈再道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大喊大叫地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这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也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的领导是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地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红军听说以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火了,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他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具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枝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拿出来:“大刘,军刀还给你,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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