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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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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故事(三)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发枪的第二天,有个骑兵自杀了。

自杀的战士姓宋,家住乡下。那天他父亲生病,母亲连夜赶了几十里路来县城抓药,到了药铺才知道钱没带够,于是就找儿子想办法。可是,当八路的又能有几个军饷?小宋没能借到药费、班长又不许他出兵营,老母亲只得流着眼泪回去了。小伙子心眼窄,吃晚饭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给了自己一枪。

其实,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杜金波,家里见天送烧鸡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了两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关键是大家当时还缺乏真正的战友情谊,只觉得彼此的关系还没好到能借钱的份上,所以都挺抠门的。

38年,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零用钱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可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42年牺牲)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48年牺牲),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受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团长王振祥(55年少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骑兵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42年牺牲)、郝传喜(42年牺牲)和苏昌太(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42年牺牲)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

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这“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他就参了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哩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大刘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 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42年牺牲)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较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 “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陕西米脂人,父亲是刀客、35年被地主杀害了,15岁的小伙子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了刘志丹。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从顶梢砍到底端,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说的。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傲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可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玩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这韩猛子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一起来精神。

俩人一起训练战马,可是不行,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顺,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象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坐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象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大刘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瞧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就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大,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38年7月,129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疼。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下午,侯洪臣(他调到团部当作战参谋了)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困难。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 “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还击。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懵了”。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杆绊了一跟头,排长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李树茂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刚才是有一伙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进行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洋洋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二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更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而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在邯郸宣称:“中共军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129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38年2月中旬的时候,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骑兵团第二任团长)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后来编入129师新11旅)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大概是对这次调动不满意,就带着几个人跑到武汉去投了国民党(还好他很快就醒悟过来,又回到新四军重新从连长干起, 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之后,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这次提升给了大家一种压力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及伪“自卫团”五千余人。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50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淌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大约有二百多人,团长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一二连在村口阻击,三连在村里搜捕李台,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哩哇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有的人都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于是大刘他们又向外跑。

刚跑出去,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窜呢,俩人连忙开枪。枪响过后,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刘春雷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大刘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窜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眼睛一眨一眨、嘴巴一抿一抿,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二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击毁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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