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现代金融发现中国财富（一） -- 陈经

（六）计划经济的财富分配

一个城市工人，在改革开放时代前的典型生活是简单的，而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又是特别的。他进工厂当学徒工，一个月拿18元。转正后变为二级工，然后一直拿38.61元的工资十多年不变，和全国其它地区的二级工一样。这也不算少，一般人技朮级别再高，工资也不会过百，如果一年能存下100元，那是非常好的收入了。但钱对他的生活并不关键。每个月，作为重劳力，他能得到40斤的粮票（小学生24斤，中学生27斤，高中生28斤），在外面吃饭也得交粮票，不然有钱也没用。肉票一个月约一斤半，五六毛钱一斤。买肉是件大事，只能由卖肉的看着给，想要油水足的肥肉不容易。其它紧缺商品一般也要票，如布票、豆腐票。高档次烟酒也要票，但“大生产”之类的几分钱一包的烟不要票，是主要的消费品。一群人坐下，开抽的话要散一圈烟。几毛钱一斤的散装酒、低价酒也不要票，喝的人要少些。他的主要生活梦想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类奢侈品要花不少钱，如“上海”牌手表，得一百多，但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得好几张票，一般要几家人凑，还要托关系才买得到。

总的来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他这个城市工人的生活是安逸的。必须的生活用品有国家按人头发的票据，住在单位宿舍，结婚了单位发个杯子分个小房，小孩们一起上学，外出用工作证，病了由单位派人安排，生活没有什幺好担心的。文革以前还有些上进心，按照苏联传过来的激励法子，工人拼命解决了生产问题或者技朮问题，可以涨级别加工资，但文革后变成统一混年头划杠杠。这也有好处，无论能力高低，大家都差不多，生活稳定，用不着奔忙。虽然说吃穿用都不怎幺样，可大家都如此，也比旧社会好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级领导干部的特供体制，一般人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啥话好说，打江山立了那么大功劳。这种状态下，他确实不用考虑挣钱多少的问题，现代金融对他没有意义。他可能要考虑的是怎幺搞些票来改善生活，或者怎幺和卖肉的搞好关系。

相对于城市工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里的农民，他的生活就比较糟糕。首先他没有粮票，国家只给城市户口发粮票，农民进城办事要开介绍信，不然没法混，吃饭都只能挑谷子进城自做。集体生产收获粮食以后，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吃饭问题对他来说，有时会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搞不好要去讨饭。至于挣钱，那也是一个没指望的事。集体生产，记工分，干一整天，壮劳力才能搞到十个工分。如果一个月能分到十元，那就是非常高的收入了。住的是和以前差不多的茅草屋，点的是煤油灯，也和以前差不多。公社慢慢有了小学、中学，虽不是全部小孩都能上学，这个比从前还是强多了。毛主席派来了赤脚医生，靠红药水或者草药针灸对付一下，比过去好，但也就这样，和城市工人的待遇没法比。他非常羡慕城市工人的生活。他很不满意的是，自己想种点什幺养些什幺，没啥自由。他也和其它人一样，干集体的活偷懒，不太认真。

从以上所述工人农民的典型生活状态（如有差错或者补充，欢迎指出）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什幺个人财富可言。和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中国现在一般民众的财富水平相比，都接近于零。之所以工人比较安逸，农民很羡慕，是因为国家安排的户口制度以及票据制度。我们说得粗一些，他们的劳动剩余被国家拿去，重新分配了。毫无疑问，这与我们第三节描述的现代金融机制完全不一样。从民众生活来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到是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类似之处甚多。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太多，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苏联东欧没法比。

既然民众财富水平接近于零，又没有战乱，工人农民都在干活不断创造着剩余价值，那么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想必就能积累不少财富。政府再把这些财富合理分配，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集中力量，该平均分配的时候平均。要集中力量发展军工保证国防，要集中力量搞工业化，都是顶天的大道理，不可能不正确。民众消费上也确实是比较平均分配的，都快绝对平均了。理论上来看，应该比前面所述的现代金融机制下，民众出于图利的目的乱哄哄发展要好得多。可以预先断定，国家整体实力一定会发展得快得多。至于民众生活水平，可以先忍耐，等国家实力上来了，就好办了。唯一不太好解释的，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似乎与宣传中的人人平等有些矛盾。但这应该不是关键，“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没多少人，宣传上用点手法，强调领导干部的同甘共苦，应该不难控制住。等国家工业化了，让机器干活，那要什幺有什幺，差不多就共产主义了。

如果以空对空地辩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为什幺现实世界中现代金融机制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南街村书记王宏斌说，一口大锅做饭好，还是分锅做饭浪费资源好，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老王的这种朴素逻辑基本上是无敌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探究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满足于看上去很好的理论。

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一个是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标准来看，为什幺这一套最终搞不下去了，这个角度的解读以前写过。中国政府把民众分成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知识分子算工人），这个到是办成了。但政府把民众创造的财富收上来办的事，实在是太乱，自己人也受不了。秦晖把它叫作“大哄大嗡”的计划经济，就是不讲科学，胡上乱干，拍脑袋决策，到了极端混乱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算是最混乱的。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气氛脱不了干系。再怎幺粉饰，那个时代也是历史罕见的极端政治化的时代。政治斗争频发，政治直接干扰经济，政治代替科学，扭曲逻辑代替正常的简单逻辑。这种极端扭曲的政治气氛下，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经常离谱的很，就算是正确的指示，下面头脑发热歪曲理解搞成“大哄大嗡”，并不奇怪。这些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已经写在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文里，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想要挑战是不自量力。总的来说，就是政治失败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现在否认这些事实的左派少了，他们一般是用种种奇怪逻辑绕过去。例如说，是美苏封锁老毛想要快速发展，所以着急了一些弄成这样。又或者说，老毛老了，最终没有斗过短视的邓派，不然再坚持坚持就好了。种种奇怪理论，总之是说昨是而今非，可惜老邓中断了老毛的宏图大计。

一个物理学家说，有时旧的物理理论最终被新的理论代替，不是因为新的理论在争论中胜利了，而是因为相信旧理论的人都死了。连硬硬的物理都会这样，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争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就“不争论”。但历史证明，该胜利的还是会胜利。中国现在的现实就是如此，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全面的理论，信的人少多了，不太行了，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的谈它的问题。非要它的信徒改变观念，没有意义。现在也没几个国家搞计划经济了，再过些日子，它就完全成了以空对空，彻底玩完。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现代金融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弄成“超现代”，而是变成了历史。

（待续）

• 【原创】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贫富差别，觉得值得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