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这么多钱那个还会去贪啊?问题是这种工资水平在国内的环境下是否成本有点太高了啊??我还真不觉得交警的工作可以跟白领比。。。
再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贪不贪交警们每月都要搞万把块的话。我还宁愿这班交警每个月贪到万把块,至少他们心惊胆跳的,我们这群草民也有个出出怨气的靶子。。
什么鬼平等意识,无非是人与人欲望的交织而已。
逻辑上的例子,很精辟,花一吨。
>>陈经的东西,逻辑错误不多。
但如果楼是建在沙地上,上面的楼层盖的再漂亮有什么用呢。
这个系列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大体算是观点展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正常。
小可觉得逻辑上可能存在一点问题:中印监督体制不同—〉义务教育水平存在差异这个简单事实不能说明问题,中美之间义务教育存在差异你可以归结为是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印之间为什么不可以?也许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呢?
论点是可能成立的,不过如果需要论证应该至少有具体的案例来支撑,而本文中的案例还远远不够令人信服,我们需要看到同样的时间在中印两种不同的监督体制下是如何发生的,法制监督有如何高昂的成本,而行政监督的便利又在何处。
“在一个大致相同的起点上,一个以工作检查为主的中国要比一个以司法程序为主的印度更能够达致政策目标。只是没有举具体数据罢了,但应该不难承认这一点。”
“恰恰在不知下文这一点,中国政治中不可能。很可能实现政策目标方面会有折扣,但相比较那种纯粹依靠司法程序来纠偏的政治,却有效的多。”
都说到这份上了,等于说:“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法制监管就是不行,中国的监管制度就是好”。那谁又能说得过了……
计算机管理是一种技术,它有助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管,它也同样有助于法制监管。你没有说明“计算机监管在上级监管的制度下降低的成本比在法制监管情况下降低的成本多”,或者说明“上级监管制度能够用计算机管理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而法制监管不能”,即我在上一个回复中说的“当且仅当上级监管的制度下,才能使用计算机监管降低成本”。所以你的结论无法得出。我指出了这一点,而你只是重复您的观点,我不明白你想要说明什么——甚至,我觉得您根本不明白“当且仅当”是个什么意思,以及这对证明您的观点“上级监管制度(相对法律监管制度)有其独到的优点”有着不可或的意义。
“可以参见詹姆斯·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所使用的相互依赖成本的解释”
如下
“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的计算》中就对投票规则或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成本 —收益分析。他们定义了两种成本 ,即“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前者是指由于他人的行为而加于某个人的预期成本 ,或者说是指某种决策给与之偏好不一致的人带来的损害 ,后者是指某个人参加一项有组织的活动(决策) 所花费的成本 ,也可以看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达成协议的成本。他们称这两种成本为“相互依赖成本”,”
希望您说下您的解释。因为在以上解释之中,这个成本并不包含收益,相互依赖成本说的仍然是一种成本,而政策实行的收效仍然是一种收效,您说的仍然是政策收效大小之比,而不是政策执行成本之比。两者是不等价的。看书而不懂,只会拿出来吓人,我不觉得是什么好事,这同样可以归结到我说您说的东西不但不是"common sense",同样也不"make sense"中去。
因此显然要比中美更有比较性。至于您说的文化因素,倒未必与我说的矛盾,因为文化恰恰就形成这两者制度的底蕴与背景。文化、国民性以及政治结构(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自由民主)的差异与本节我所提到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彼此排斥的并列关系,它们这些差异体现到具体的制度上,其中一个就是中国重工作检查,而印度重司法程序。
至于您需要其他的具体案例,该怎么说呢:如果就近年来在报章所见所闻各种涉及中印的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比如,中国中国的城市建设与印度的比较)案例都可以说明中国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的效率。因此,我想,咱们不难在下面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中国政府相比较印度更有效率(我得承认,这一判断更多来自报章以及网络的阅读印象)。
然而若将其效率分解成诸因素,然后再评估各种因素(工作检查制度vs司法程序、多党竞争vs共产党领导)的发挥作用的权重。如此,各位之间的争论可能就在于工作检查制度vs司法程序的差异的作用大小问题。
我得承认,我做不到。在此恕我说句斗气的话:那些与我观点对立的说法恐怕也没办法做到——毕竟这里的朋友只是闲聊,还都没有到研究这个份上。我只能说,我的解释有一定道理。
我还可以退一步,在义务教育实施方面,中印的效率差异存在着诸多因素,我在这里说的一种关系,即使不是重要的,至少也是成立的。(当然,我私心仍然认为,这一对立是重要的。)
尤其难能不涉及人身而纯粹关注逻辑。容我一一回复。
“恰恰在不知下文这一点,中国政治中不可能。很可能实现政策目标方面会有折扣,但相比较那种纯粹依靠司法程序来纠偏的政治,却有效的多。”
都说到这份上了,等于说:“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法制监管就是不行,中国的监管制度就是好”。那谁又能说得过了……
我的证据就是义务教育政策方面的效率差异,我虽没有举出中印义务教育的具体数字,但应该不难找。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我举出的证据视而不顾?关于工作检查制度与其政策之间的关联,如果您认为我的解释不成立,您应当说明司法程序为什么更能够有效,并举出实例支持。可是您既没有说明,也没有任何实例支持。如果您我所说的机制在政策执行方面效率所起作用的权重感到疑问,请参见我对听枫兄的回复。
说到布坎南所定义的成本问题上,难为您找来相关的论述。我在原文所提到的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基本上对应于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似乎用外部一词要比外在一词更妥切些,而且也是通用的,不知您用的谁的译法?)工作检查制度的决策成本高于司法程序,这一点咱们应无争议。事实上,讨论到这里,我注意到,您对于我的基本主旨——工作检查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政策目标——并没什么争议,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用词了。如果基本判断没什么争议的,用词本来并不重要。不过既然是谈逻辑,只好奉陪了。
问题就在于外部成本一词,您认为我所说的应当算收益,而不是成本。这里涉及到"成本"的解释了。怎么说呢?我倒不觉得您的说的完全没有道理,胡叔宝博士的《契约政府的契约规则》批评布坎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布坎南只看成本,不及收益。所以,在这里,我应当向您的敏感意识表示祝贺,它很可能涉及到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您对一些经济学概念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经济学中的成本,并不限于现实的付出,也包含没有获得的利益,后者亦即"机会成本",我在前面给您的回复中有提到这个概念。关于机会成本的含义,只好又要烦您查找文献,我就不解释了。我的意思是,在司法程序中,可能会无所作为,结果社会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也就是说,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也没有得到。
至于逻辑不通一语,我是肯定不会接受了,如果您也不愿意要,就把它丢开吧。能够与您不愠不火地讨论问题,这是一件乐事。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计算机技术更容易有助地工作检查制度”
更呢?更呢?这个该死的更呢?
谁承认您什么了?
A有利于B,A有利于C,可是您要证明的是B大于C呀……您在这证明了这一通A有利于B,证明了一万遍又有什么用?我根本用不着去管C大于B还是B大于C,是您要证明B大于C,只要我说明“您不能证明B大于C”,我的任务就完了。您就压根没有想过要去证明B大于C呀。
您老说common sense,这就是一个。工作检查制度是一种纵向的内部控制,而司法程序是一种外部控制,计算机技术显然更有利于内部的信息反馈与控制。
如果您认为常识也需要证明,抱歉,本来就没打算严格证明,我所说的,都只是臆断。没打算严格证明,您不必着急,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仍然感谢您的探讨。
吃东西可说秒不可言,做爱可说是妙不可言.政治制度q却是最需要可言的。不可言,那大家怎么操作,怎么运行? 靠个人修行? 自己领悟?
这里借您的贴讲一下用此语的意思。
主要是因为难以用现成的政治学术语或框架来描述,而且目前的政治学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特色尚没有足够的理解。
至于利弊得失,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总体上,我还是比较欣赏共产党政府的。
至于操作上的问题,倒没想那么多,我主要是关注描述层面以及评价层面。
因为用此语让楼下一些朋友感到不快,就此说声抱歉了。
"计算机技术显然更有利于内部的信息反馈与控制。"
显然?这倒是哪里显而然之了?这是common sense?
都是在关键地方,那个逻辑的链条“啪啦”一下给断了。计算机管理怎么“更有利于”“内部信息的反馈与控制”了?它怎么对“外部信息的流通”的“有利”就比较少了。通俗点说,计算机管理让同样的信息,反映到少数人(上级)的速度更快,方式更简洁,和反映到多数人(人民大众和司法)那里速度更快,方式更简洁,到底是哪一个有利比较多一些?walmart使用卫星管理物流,这可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比方(我都懒得提您哪数不清的逻辑错误了),因为walmart根本就没有别的方式,您这意思是人民大众去“司法监督”一下walmart的物流,然后比比看?walmart的物流管理确实提高了walmart的物流效率,可是这个例子仍然只停留在“A有利B”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说明任何的“B比C强”。
还有其它逻辑我没细细查您呢。越说就逻辑问题越多。问题的总的关键我一开始就说了,您的一切逻辑前提,换个个也能成,法制监督做不了的,您给安上的那些罪名,换给上级监督也能给安上。“我的意思是,在司法程序中,可能会无所作为,结果社会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换作“在上级监管程序中,可能无所作为,结果社会承担了更多的成本”,这又有什么区别?问题在于,美国可没有中国这么多上访的人,到底哪边社会承担的成本多,您难道就没点想法?更何况,即便证明了“印度义务教育确实没有中国落实得好”(您没证明),这个和“上级监管制度与司法程序的执行效率对比”又有什么联系了?社会学是个多元函数,函数其它元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又如何确定是哪个元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呢?就凭您嘴巴再一张“选择中印是因为两者的经济水平和起点大致差不多”;我怎么觉得印度和咱们中国差远了?连落实义务教育都没钱,它到底哪里和中国差不多了?“退一步说……我在这里说的一种关系,即使不是重要的,至少也是成立的。”多元函数的多元同时变化,有些对函数值起加号,有的起减号,您只知道最终函数总值的变化,又是如何得出两者有同步的增减关系的?
就如同民科,他们总觉得,自己挨批评,是因为别人在卡他。
中国政治好的地方多得不得了,偏偏您说的那些,都是些不太妙的。都是中国人,谁不愿看到自己祖国好?只是,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同时,也有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存在,您这一贴,等于是非要颠倒黑白。
辩论需要客观,而不是讽刺
咱得证实这个观点不是?
那就算我的假设吧。本来在这里聊天,就不是来研究的。一个社会的结果产生,确可比成一个多元的函数。我所说的,只算是其中一个变量(当然您不承认,而我又没有证明)。
只是回头看咱俩的讨论,说来说去,您只是在这点上确实没错。我也不否认这一点。其他的,比如"当且仅当","社会成本"与"收益",好在您后来也明白了。
所以,谓我没有逻辑,恐怕您说过分了,谓我的逻辑没有得到证明,您对了!
我姑妄言之,君还是姑妄听之吧。
当然,如果您认真到底,我诚心诚意地欢迎,政治学如果有您这样的人,一定是中国政治学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