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崇祯十七年：（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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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可不得不承认，至少他是个称职的皇帝。

尽管局面已不可挽回，崇祯依然每日上朝问事，如平日那样处理政务，三月初，他听户部侍郎蒋德槿言及朝廷虽早已下旨将“三饷”合一，但各地州县依旧搜刮如故时，再次下旨令废除“练饷”。北京城的防务他亦亲自过问，并把宫中的三四千太监武装起来，分配到各处参与防务。他召见过传教士汤若望，咨询火器的配置和使用问题。三月初六勤王令下，尽管及时赶到的仅有唐通一人，崇祯还是自掏腰包进行了犒赏，只不过这笔钱被太监吞没了，实际上并不曾送到居庸关去。直到宣府告失那天，崇祯还“诏百官修省”。

至于崇祯为何不肯将太子送往南京？这可以理解是一种对令他失望的大臣们的一种报复心理：你们不是反对我南迁吗？那么大家就同船赴难，都在一颗树上吊死算了！二月以来，太子南迁之论又被很多人提及过，包括大学士范景文。更有不少大臣自告奋勇，要求“奉太子南下”。此举令崇祯愤怒异常，不就是想逃吗？顺便还可以为将来图些好处。难道你们那点小算盘可以骗到我吗？在一次廷议上，他忍无可忍，怒斥众臣：“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随后崇祯归纳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苛政之下无忠臣，崇祯以刻薄偏狭驭臣下，动辄咎之，反要求臣下必须无条件尽忠尽力，这根本不可能办到。可惜崇祯到死都没想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临死前他仍认为“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但后人也反问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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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崇祯照例召见群臣，讨论居庸关的防务和补给问题。议至中途，忽有急报传来，“帝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终于，绞索已经挂到头顶上，一切的危机都变得极为现实，甚至触手可及了。

两天后，北京被围，城外的炮声已隐隐可闻。崇祯最后一次上朝，他步入殿上，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崇祯问策，众人无言以对，崇祯以手指蘸茶，在案上写了句：“文臣个个可杀”。到第二天，也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当天，崇祯下诏要御驾亲征，被劝阻，随后他又下罪己诏，据说这篇未能示人的第五道罪己诏，里面就有“文臣个个可杀”一语。

在这一天，李自成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府告失之后，传杜勋战死，崇祯还曾通报嘉奖其忠义为国，追赠其司礼监太监，允立家庙。而数日后这位死而复生的义士，崇祯昔日的亲信却成了有两位宗室亲王为人质的有恃无恐的使者了，呵呵。

李自成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明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义军，并承诺出兵助明保卫辽东。崇祯有些意动，但还是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犹豫不决，转而询问身边的首辅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 魏藻德根本不敢担这个性命攸关的责任，沉默不语。崇祯再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仍不答。崇祯气得发抖，回头怒斥杜勋，将其轰出。随后用拳猛击龙椅，吓得魏藻德告罪而逃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赌气了，崇祯想到了必须让太子安全离开，他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命令让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叩头答道：“亲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君臣二人相对无言，唯流泪而已。

当天下午三时，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随后其余外城各门被陆续攻破，大顺军如潮水般涌入。而崇祯此时徘徊于万岁山上，面对着京城内不绝的烟火和呐喊声，不由感慨万千，怆然涕下：277年的大明，竟然真的就这么终结了？

回宫之后，崇祯令人将太子及永王、宁王送至皇亲周奎、田弘遇处，并送出手谕，令一切国事交成国公朱纯臣处理，自己则独坐殿上借酒浇愁，到傍晚，他去往后宫，一路宫女太监啼哭相迎，他一言不发，挥手令其散去。只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宜死！”一旁的袁妃起身欲逃，崇祯拔刀在手，几步赶上，说：“尔也宜死！”连刺数刀，袁妃倒地，血流不止。随后崇祯由到寿宁宫，一见长公主来迎，叹息道：“胡为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举剑欲斩，但手软脱力，仅仅斩下了公主右臂。崇祯弃剑而出，一路踉踉跄跄，转回坤宁宫，见皇后已自缢，说了声：“好，好！”又见袁妃未死，便找了根绳索勒至其断气为止。不过袁妃命大，又或崇祯早已乏力，不久便回过气来，捡回了一条性命。

回到大殿，崇祯召来王承恩，两人对饮。王承恩竭力劝说微服逃亡，终说动了崇祯。三更后，崇祯脱去黄巾，穿戴上王承恩准备好的大帽衣靴，手持三眼短枪，由王承恩搀扶上马，领着约百名武装太监向东华门而去。城上的守军见其形迹可疑，以为是奸细，一时箭矢齐下，守门太监甚至转炮向内轰击，幸好是哑弹，未曾炸响。一行人只好匆匆避开，又取安定门齐化门，却均已紧闭不开。王承恩建议找成国公朱纯臣帮忙，可哪有踪迹？眼见已是五更时分，外面的呐喊嘈杂声清晰可闻，内城陷落在际了。

黎明时分，崇祯返回前殿，鸣钟召集众臣，“大臣们何在，为什么都不来？已经是上朝时候了。”他一遍遍地喃喃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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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帝鸣钟召百官，无至者。”这话并不确切，至少有一个人是去了的，那就是大学士范景文，不过当他赶到时内城已陷，因打听不到皇帝的行踪，他在紫禁城午门外道旁写下了遗书，随后投井而亡。

大约也在同一时间，崇祯以腰带自缢于万岁山寿皇亭，他对面，孤零零地还挂着太监王承恩。

三天后，方有人发现了崇祯的尸体，据说身边还留有一份遗书：“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

实际情况是：仓促而行且万念俱灰的崇祯根本无可能随身携带笔墨砚品，照明烛火这类用品，也不会有心思去整理思路，说些大义凛然的官话。《明史》所载的这份遗书更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堕落时代本无道义君王，崇祯的悲剧或悲剧的崇祯不需用道德上拔高和“非亡国之君”的同情去掩饰，明亡之征不在崇祯，他不是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悲惨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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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五万辽东军队正在赶往京城的路途上。

虽说接到圣旨已有半月，但吴三桂心里并不着急，毕竟要放弃宁远会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做，光是入关百姓就有几十万之众，总不能弃之不顾吧？还有山海关的防务也需作妥善安排，所以即便勤王来迟，他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辩解，根本不会留给言官什么说三道四的理由。更何况，京城的内情通过父亲及家人书信他大致是清楚的，“多半是保不住了，”他想，“不如待大局明了之后再作定夺。”

就这样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八日才出山海关，二十日方抵丰润，这时候，消息传到，李自成攻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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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忙的头昏脑涨，又是议事、又是接见、又是巡游。好生无奈，“奶奶的，做这劳什子皇帝真够烦的！”不过略感舒心的是好消息却接连不断，京城局面安定，民间一如既往，无大骚乱发生；大顺派往河南、山东各地赴任的四百多官员不仅颇受欢迎，也大都顺利接收了当地政府，仅大同传来了反叛消息；刘方亮平定河北也颇为顺利。二十一日第一次上朝，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率领原文武百官三千入朝祝贺，陈演劝进即帝位，李自成冷笑不语，暗想：“好你个马屁精，早晚老子收拾你。”

到三月二十六日，文以牛金星，武以刘宗敏，率百官再次进表劝进，表称“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愧德。”李自成不觉好笑，老子一生目无王法，杀人无算，竟然可比尧舜？他是真的不愿意做这档子事。此时他最想做的乃是衣锦还乡，好好风光一番，以后做皇帝也罢，做大王也罢，最好就留在西安，他真的不耐烦在这里做这些讨厌事。事实上，从五月起，他就让手下将金银重铸为锭，征用骡马往西安运回了。到吴三桂正式与大顺为敌的消息传来之后，李自成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撤退。“陕西，吾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坐上了金鸾宝殿的李自成始终没有适应从山大王到皇帝这一角色转变，可惜的是，历史也不肯给予他足够的时间了。

招降吴三桂的工作其实早已在实施，使者三月二十日就已经派出，并携有唐通和其父吴襄的书信，承诺吴三桂侯爵位，赠四万两犒师银，嘱其速速进京受封，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同时接收山海关的大顺官员也已派出。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

不过，这是一次居高临下，不明就里的招降，模式和以前招降穷途末路的明将的手法是一致的，李自成低估了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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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扎营暂住，他会见了李自成的使者，并款待殷勤，服侍周全，令其满意而归。后人多以为吴三桂就此归降了大顺，然而事实上，吴三桂虽表现出了一些姿态，并未作出过真正的归顺承诺。他在掂李自成的份量，看看这是不是能坐江山的主子。何况李自成的开价也不能让他满意，接收山海、宁远一线，这是他绝不答应的，那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势力范围。天下大乱之际，什么高官厚爵之类的诺言都是空的，实力才决定一切。山东总兵刘泽清就曾说过：“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吴三桂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他身处两大强敌的夹缝之中，形势要微妙的多。但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或者可以用一方要挟另一方，达成一种平衡。这样他就可以左右逢源，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了。

必须尽快返回山海关，不能让唐通站稳脚跟。吴三桂迅速作出了决定。

但是，该以何种姿态进行表示，让李自成明白他的意图并作出让步呢？因为事情不能闹得太大，导致关系破裂，又不能过于示弱，让对方以为自己不敢对抗大顺呢？吴三桂犹豫不决，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拿唐通开刀。

唐通部仅八千人马，且猝不及防，被回兵的吴三桂精锐偷袭，“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唐通领残部退至一片石。现在吴三桂已设下了赌局，就看李自成如何下注了。

吴三桂反李的原由按史家归纳大约有三条：一是父亲吴襄被拘捕追赃拷打，二是误信从京中逃出的家奴报全家被杀，第三是爱妾陈圆圆被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三条都相当勉强，吴三桂老谋深算，心计颇深，不至于被一些尚不能证实的传言冲昏头脑，吴三桂调军回撤应是在三月二十六日，此前北京城基本平静，大规模对旧官吏的刑讯追赃也是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的，此前当然也有部分将领为之，但尚不至于波及到属于“统战对象”的吴家，陈圆圆之说更是小说家言，传奇想象，陈圆圆不过是吴三桂弃于家中不顾的青楼礼品，假如吴真的那么多情，早带在身边了。

但吴三桂后来确实“怒”了，但那并不是为了美女红颜，而是为李自成的反应，为他的地盘势力。

李自成若改变策略，以安抚为上，承认吴三桂的势力范围，承诺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并允以适当的军费资助的话，是可稳住吴三桂，暂保辽东现状的。但李自成并未从吴三桂此举察觉出某种胁迫的意味，仅仅理解为一种普通意义的“降而复反”，于是遣白广恩领兵两万前往援助唐通收复山海关。同时，又让吴襄作书劝降，欲双管齐下，迫使吴三桂就范。

遣白广恩出兵，即被吴三桂认做李自成对其势力的挑衅和轻视，而吴襄的书信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人质要挟和武力威胁，在这份肯定不是出自吴襄本意的信中言道：“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弄君已逝，尔父绍更……我为父计，不若反手衔壁，负锯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赖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

这样的军事威胁和人质要挟对吴三桂无效，否则他就不配称作枭雄了。枭雄相信的只有强权，为此是不择任何手段的。其实原本吴三桂内心对李自成的评价本就不高，认为“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关于北京城中大顺军武备渐弛，将士勒索财物，敲诈官吏的事例亦有所闻，这时已判定李自成并无远见韬略，非能坐江山的主，这一点是最要紧的，认清了形势，就可以放手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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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抚吴三桂的重要性，大顺并非无人意识到，制将军李岩就曾上书力主过。李自成虽也常规性实行了，但仅仅看作一次普通的招降，并未视作关键问题，也未曾分析过吴三桂势力和辽东局面的特殊性，作出适当的妥协。一直以来，李自成都是被形势所推动，而从未驾驭过形势，长远的战略考虑非他所长。他没有意识到吴三桂，尤其是其身后巨大的潜在威胁。

五月初十，吴三桂击败白广恩部，进占永平。这时候吴三桂已经改换了另一副姿态，以换回太子作为罢兵条件了，这已经不是归顺与否，而是一种平起平坐的等同姿态。吴三桂自然明白此刻他并非李自成的对手，但他手里还有张王牌。

这一幕在二十八年以后，以极相似的面目重演过，吴三桂还曾再度为地盘而“冲冠一怒”，那时候的吴三桂已是大清平西王，对手则是更为强大的康熙帝。

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