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云南七日（全） -- 神游

我回国时，有时发现大家说话是词汇从耳边飘过，

谁都在说，而没听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不过也许如wooxiao所说，信息含金量太少，而

吸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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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校长的问题

常校长问我，美国中学的一节课教多少东西，今天听的课给他的感觉好象是一节课讲不了多少。

我说可能是这样。我也不认为国内可以完全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实际上我不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就是绝对的“好”），但是，也许可以用十分之一的时间试一下。十五六岁的孩子，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在学习，效率怎么可能高呢？他人在那里坐着，心可能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么，每天或者每星期用一节课的时间让他们放松一下，也许效果不错呢！至少他们的学校记忆会快乐一些吧？

校长认真地听着我的话：“我也是这么想。老让学生们那么坐着，学习效果不会好。”

“老师们的观念很重要。”

常校长若有所思，轻轻摇头：“现在不是说老师们，实际上是我们这些校长的观念问题！”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佩服这个校长。每个普通人的影响力都很小，但是，在你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想到没想到、做与不做还是不同。一个校长的理念可以影响整个学校，常校长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想他今后就会做些事情，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会受益。

眼神干净的男孩

晚上的活动结束时已经九点多了，我刚要离开，一个美国老太太叫住了我，说有一个男孩想向她们说些什么，问我能不能给他做个翻译。

男孩子皮肤黑黑的，穿着一件白衬衣，眼神特别干净。他手里捧着几本印刷精美的杂志，拦在两个美国老师面前。他显然很激动，很紧张，说话有些张口结舌，令两个美国老太太非常迷惑。其实我也很迷惑，不知道这个男孩子要干什么。男孩子解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是要把这些书送给这两个美国人，“感谢他们，让他们更了解云南，帮助更多的穷孩子”。

我翻译了，两个美国老太太仿佛更加迷惑了。我已经明白，这个男孩子显然把这些美国人看成神了，他想要请求帮助，但却不知如何做。

我试图帮帮他，就问他是从哪里来的，究竟需要什么具体帮助。男孩子说他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在昆明读书。他想让她们帮助他家乡的孩子。我暗暗着急，他这么说等于什么也没说。他的家乡在哪里？那里的孩子需要什么？我再次问他，可是他还是没说，我只好就这么翻译了。两个美国人耐心地听完他的话，礼貌地表示她们可以代表青树收下这些书，并转交给肖老师。

这时另外一个美国人过来，问男孩是不是在卖书，她可以花钱买。

我翻译过后，男孩仿佛被烫了一下，眼睛里满是受伤的眼神：“我不要钱！！！”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再一次试图提醒他。

“关爱！”男孩回答得斩钉截铁。

这个男孩子能够来到这里，站到这些外国人面前说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和他的小山村希望得到帮助，也需要帮助，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做。在美国，小孩子拿东西卖钱筹款是很常见的，美国人这样问再正常不过了，可是这个男孩子的回答让美国人不明所以。“关爱”这个词太大了，“关爱”是要有具体体现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困难和要求说得更详细一点呢？

我最后一次试图帮助他，告诉他肖老师是基金会的主席，如果他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和肖老师谈一谈，也许基金会能够给他家乡的学校一些帮助。男孩子看看边上正在和人交谈的肖老师，显然不太相信我的话，因为肖老师看上去就是一个十足的中国老太太。他好象很难相信，一个中国老太太比白人更能给他帮助。

这时又有人把我叫走了。我不能知道这个男孩子后来怎么样，但我忘不了他热切而不知所措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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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慢了点，快快啃蹄妞

专家论坛

今天上午有一个专家论坛，主要讨论学术伦理道德问题。台上坐了七位专家，六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实际上她也是多年前从台湾回到大陆的）。

主持人先是展示了一系列中国大陆最近发现的学术剽窃、抄袭的例子以及处理结果。然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学术道德问题，二是为什么很多著名学府都被牵涉其中。

台上专家轮流发言，尽管所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否定了剽窃的行为，但是有一个人的态度明显不同，这就是来自大陆的那个女教授。

她的发言首先是说“从道德上讲，剽窃和抄袭是不对的”，一个“但是”之后，语气就转了：“我们中国讲究中庸之道，我们很难说什么是绝对的对，什么是绝对的错，很多现实中存在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让我们和发达国家用相同的方式发展，那么我们永远也赶不上。比如最近韩国出事的那个人，尽管他做假了，可是很多韩国人认为他是英雄，因为是他把韩国学术带进了世界。”

听着这些话，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我的心里怎么这么不是滋味呢？

第一轮发言后，一个美国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她说，不久前她在网上查资料，一个搜索下去，第一个搜索结果竟然是一份卖相关论文的，$30一份。她非常惊讶，这才发现原来美国贩卖论文的现象很普遍。她想问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各位专家怎么看。

台上的几个人分别回答了这个问题，都认为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不对的。这时刚才那个女教授又接过了话筒：“我觉得今天我和各位有些讨论不起来，因为你们都是从道德上讲，可是我考虑的是现实。从道德上讲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但现实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些人要生存，那么你能说他是完全错了吗？！为了生存做的很多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

最后一句话几乎是掷地有声的，会场上响起了一阵说不上热烈但绝对不稀疏的掌声。

我的心越来越沉重，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为什么感到特别别扭了，因为她的身份！如果这些话是一个普通人在私人场合说的，我不会很在意，顶多反驳一下罢了，但是这种貌似有理的说法从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口里说出来，让我觉得太可怕了。如果他们对学术剽窃、假文凭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那么下面的人会怎么做？

上午的会就这样结束了。坐在我边上的是青树的理事李先生，见我还在沉思，就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了下面这段话：“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和这个社会所提倡和推崇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更不应该成为降低社会道德标准的理由。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对不道德行为的‘同情’、‘理解’和纵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对下一代。

我在中国完成大学教育，在我的学生时代，考试作弊的有，修改成绩单的人也有，但绝对是少数，而且都是偷偷摸摸的，被发现后会觉得很羞耻，找人代写论文更是听都没听过的事。可是现在，作弊、改成绩单、找枪手成了公开的事，大家觉得很自然，甚至谁不做会被认为是傻瓜，而且被逮住后会认为自己倒霉，而不是羞耻。这就是差别。存在不道德的现象并不可怕，但如果不道德成为一种正常甚至是好事就很危险了。这种现象和老师、长辈对他们的纵容和误导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很多长辈推卸了他们教育年轻人的责任。他们好象认为进行这种教育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事。我觉得年轻人得不到这样的教育非常可怜，因为他们会认为依靠欺骗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我看到的不是，大部分人还是依靠自己的技能谋生的。他们走上社会就会发现欺骗不可能长久，自己的‘本事’才是生活得好的本钱。他们在应该学习的阶段没有学习，可是当他们工作以后要用那些知识的时候，依然是要学习的，他们实际上浪费了非常宝贵的学习时间。我觉得这样的长辈是很不负责的。

另外，浮躁和作假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学术不道德应该有它的特殊性，因为社会对学术界有着特殊的期待，他们潜意识里要求学术界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

最后，我觉得‘为了生存可以做任何事’是一种可怕的想法，这种话出自一个学术委员会委员之口我觉得尤其可怕。如果真是这样，道德就不存在了。而且，这些作假的人真的是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吗？如果这位教授只是这样说说也就罢了，但如果处理学术作假时本着这种态度，简直不可想象。这对那些真正做学问的人们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种话稍做改动就可以为所有的贪官开脱！”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猛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出了图书馆，站在马路边上了。我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了。实际上，我还说不上认识这位李先生，我只是在下意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未打草稿就“首先”、“其次”地说了这么多，让我自己都有些意外，也许，正是在说的过程中，我的很多想法才清晰起来。

我急忙住了口，李先生微笑着看着我，耐心地听我说完：“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作为一个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样的想法实在是不应该。”

我为自己的长篇大论很不好意思，只好说了声谢谢您。

下午我们参观了云南省图书馆。我想，这个图书馆的设备会令很多美国人惊讶。一个美国老太太完全没想到在中国的图书馆里竟然有她家乡小镇的介绍，急忙拍照留念。很好，中国对外宣传做得很有问题，很多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几乎完全是落后的一面，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多么先进的图书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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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云南省图书馆

图书馆内部

儿童阅览室里的幼儿园小朋友

小男孩对小女孩说：“这个你不懂......”

盲人阅览室中的盲人在使用电脑，电脑中有专门给盲人配备的软件。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家盲人阅览室，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第一次知道国内出版了这么多盲人读物，从党政文件、法律法规到当代小说都有（当然比起一般读物还是少得多）。图书馆员告诉我，他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盲人书籍都买了。

很多盲人到这里来读书，周末的时候往往占不到座位。

盲人在阅读

非珍藏古籍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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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