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 -- 语迟

大跃进有三个重要的投资，一是石油，二是水库，三是钢铁。三大投资，成功了两大项，石油和石油和水库。

直到现在，深圳水库，这个大跃进的重要成果，仍然在为香港的繁荣起重要作用。而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那么多年，就没有发现地下有石油，中国共产党搞大跃进，就发现了石油。大跃进开始下决心，结果在1959年就发现了石油，要知道发现石油也是要敢于投资的，打一口井的成本是五千万人民币，仍然敢下决心去打。而发现石油，对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初步的工业基础，起相当决定性的作用，单是这一点，大跃进的功劳就应当千秋万代记着的。

只是第三大投资，钢铁，有一些乱，指标过高，但是，钢铁虽然达不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却也还是增长了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其基础或者发展起点，大跃进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三大投资，两个效果显著，一个不理想，总的看来，相当划算。经济这玩艺就是这样，你不能够指望所有的投资统统成功。任何一个买股票的人，也不能够做到他买的所有股票统统挣钱

人口,生产大倒退是一定需要,“相当划算”?

如果因为同时发生就能联系在一起,那抗战还是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呢,抗战胜利是因为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好吗?

可能我的意思表达得不够明确，我一直都认为毛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体现在他的实用主义上就是精于利害计算，能非常好的把握住大势和小势，因此也成就了其赫赫武功。但后期失去了对其的制约（党内、党外对手的）后，毛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就开始占了上风，其能力越大，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性。

换句话说，如果国人的理性能达到足够的高度的话，比如，能更多地也逻辑来维持而不是以情绪的冲动去破坏各政治势力的均势（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政治争斗几无道义可言，更多的只是成王败寇而已，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百姓兴亦苦亡亦苦”的历史记录），那。。即便如毛这样的强势人物再生又有何妨，我相信到时能更多地发挥其长处而少些破坏性了。

"彭德怀是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林彪算老几，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彭德怀，林彪打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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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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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议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

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

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一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 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14．87％。

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要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平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

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啮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堵，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奸，“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

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

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

以此类推，台湾日占时期，铁路电讯都有了发展，因此，日本占台湾是好，是好，就是好！！！

1962年1月27日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

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实际上，我一直不明白“篡党”算是一个什么罪呢？好象，和古时候的篡位一样吧。可那时是封建社会啊。再者说，中共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党章上都没有指出“篡党”是罪行或错误啊。法无禁止即为无罪。所以“篡党夺权”应该在共产党内是合法的。

下面的回帖可就毫无逻辑了，大跃进和石油、水库并不是同时的关系，本来就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至于抗战胜利，原因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的抵抗。“攘外安内”？恐怕是拖后腿的因素吧。

毫无可比性，根本不懂作者的逻辑，硬要替人“以此类推”，自己逻辑混乱罢了。

不过我对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是不满的，用雍正皇帝对李绂的评论：成则收利，败则搏名。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一个带过兵打过仗的名将，不可能不懂人心，这样硬来只能起相反作用，除非搞掉毛。

再有那句著名的“操一天娘与操40天娘”境界太低了。有主动挑起往事，这只能解释为故意要被整了。

我觉得，那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君为臣纲是最最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