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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中央将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 神仙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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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胡耀邦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何止是理想主义,简直就是“胡”来!

这是胡耀邦书生意气和战略幼稚的一个具体表现。

也是我对他最为不满和不解的一点。

所以说好人是一回事,能定大局、拿主意又是一回事。

胡耀邦这样的人,还是让他去干实事,负责规定方针下的具体执行问题,而不是拿到需要拍板定夺的位置上。否则,也是害了他。

关键词(Tags): #书生意气#战略幼稚
家园 老田自己屁股都脏兮兮的,还谈共产党员的良心?良心大大地坏啦!
家园 是不是也可说我们对他的称颂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毛泽东的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周恩来的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邓小平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赵紫阳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嘿嘿,所以嘛,都tmd拉到吧,洗洗睡觉去喽。

家园 哭鼻子是一件好事啊,心里不痛快就要发泄出来啊。

当了总书记后,不哭了,所有的烦扰都一个人默默承受,结果呢,英年早逝了。

家园 别的我不行

要说良心,胡耀邦和田纪云肯定都不如我

家园 温家宝同志也哭过好几回了
家园 我爷爷已经不在了

就不清楚家宝同志的哭情了

家园 回西门哥哥,后来也哭,少些

豆豆是军人后代对爱哭的男人尤其是政治家有点哪个

家园 白玉微瑕,并不影响白玉的魅力

可是如果不承认白玉存在微瑕,那才是最大的污蔑和侮辱。

家园 好,届时恭听漏首高论

家园 相对别人来说,老田算不错的啦

当然和胡老总不能相比

家园 【文摘】党内老右们纪念胡老总言论集

胡耀邦 共产党的良心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这16个字:“无私无畏 光明磊落;丰功伟绩 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我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近9年,他卸任后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田纪云 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临近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之时,最新一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推出纪念专辑《我们心中的胡耀邦》,撰文纪念者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等,代表了老一代中共党人的心声。

杜润生:深切的怀念

耀邦政治上勇敢,看准的事,勇往直前。在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他与赵紫阳密切合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功勋卓著。耀邦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作者系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前中顾委委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主任)

任仲夷:他永远活在人心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

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写于2005年10月2日,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因病于11月15日去世)

于光远:必须正确评价这位伟人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对有意贬低胡耀邦的行为我固然坚决反对,就是对那些仅仅由于对历史缺乏科学研究,受长期流传下来的某种说法的影响形成偏见,无意地去做贬低胡耀邦的事情,我也不能接受。

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90诞辰的时候就应该为他洗刷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 (作者系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锐:不幸和大幸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作者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

阎明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伟人去矣,伟业犹存。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作者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朱厚泽:呼唤阳光政治

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持发展城乡商品市场经济,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翻犁与重构,是对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阳光政治中,历经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回答。 (作者系原中宣部部长)

杜导正: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作者系《炎黄春秋》杂志社长)

李普: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耀邦去世16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为什么不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88岁,而是58或者68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10年时间。 (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

龚育之:建议编《胡(耀邦)选》

去年4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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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

家园 遵命!俺回去洗洗睡了……
家园 【文摘】李锐谈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改革开放勇当先锋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3日18:15 中国青年报

  11月15日,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病逝,享年92岁。19日,一头银发的李锐,在北京木樨地家中,接受本报记者访问。

  问:您如何评价任仲夷同志?

  答:听说他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署名

打工不如开个小店 03款风行菱通焕彩上市

伊利创造乳业至高辉煌 眼前的财富岂能错过

,让人带到广东去为任老告别。这是我们对任老的看法。(读挽联)“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要知道那个时候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行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也打不开。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很不满意,设法阻拦。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老退下来时,跟我说是“安全着陆”。所以改革开放这个局面打开很不容易。“自由民主,高举大旗”。2004年9月,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刊登任仲夷的访谈录,他谈到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正式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我跟任老直到1979年后才接触多起来,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见解非常一致。他是《炎黄春秋》的顾问,杂志请他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他已经重病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笔,后来由我根据他平时谈吐,写了一篇;他看过后,同意署名。

  任老退下来后,长期同癌症斗争,不仅没有消沉,反而越战越勇。他比我勇敢。我有时候打点擦边球。他是正面的,他是最清醒的人,最勇敢的人。

  问:我们今天纪念任老,纪念什么?

  答:纪念任仲夷,关键是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不仅要搞清楚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东方西方的历史都要搞清楚,尤其是近代和20世纪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是靠着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手段。可是我们过去只承认革命有推进历史的作用,而视改良主义为敌对势力。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充分估计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我们接受了这种理论,一直搞“兴无灭资”,农民卖个鸡蛋都要说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都要加以制止。我在中顾委时,还看到一位老领导下发的“白头文件”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未免太昧于当代世界形势了。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有普遍规律。英国搞《大宪章》后,800年虚君共和,改良至今;法国大革命折腾80年,出现《拿破仑法典》,通过了《人权宣言》,自由思想熔铸成民族性格;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两任总统后,退出政治舞台,能官能民,树立了榜样。

  第二是要把理论搞清楚。要不要理论,到底要搞什么理论。马克思对的在哪,错的在哪,要搞清楚。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一种新学说“主客体关系学”,出版了多种有关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2003年出版)有任老和我写的序言。任老在序言中写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我爱他们俩(柏拉图和真理),但把真理摆在前面,才是神圣的责任。’我认为,对待马克思也应当如此。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亦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并非不可存疑,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敬仰马克思,并尊他为革命导师,但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把他说过的话当作能治百病的药方,视为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这样做,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同意,并且要予以驳斥的。”

  任老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同谬误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决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否则,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第三是党的性质和历史要搞清楚。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过这样的感叹话: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为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我还在书里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哀后人也。”1000多年前的文人就有这样的见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这三大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比较清楚,可能稍微有点量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纪念任老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真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普遍普适的规律前进。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的、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当年所说的民主,是包括自由与法治在内的),加上现在认识到的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任老在位时和退下来后推进、实践的东西。

  问:难得的是任老能坚持说真话……

  答:这个就同个人的品德有关系啦。头脑清醒、品德不好的人更误事。人的品德更重要。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三是思维能力、智商的限制。我还要加一条,受品德的限制。

  自古以来,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的影响,中国人惯于眼睛向上。这也是鲁迅早就总结过的,做奴隶和做奴才的分别。做奴隶是不得已,做奴才就太可耻而且可悲了。

  我曾在《八十进八有感》诗中写道:“惟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任老是坚决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他正式向媒体发表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任老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最后,介绍我写任仲夷的一篇文章《谁人不仰原前老》。这是几年前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召开发行会时,约我参加,当时因病不能前往,以此当作我的发言。 本报记者 包丽敏

家园 任仲夷:片断亦见真性情

www.hexun.com 【2005.11.22 17:34】时代人物周报/黄振迪

任老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2003年9月9日,为做一个“中国改革二十五周年”纪念专题,我和时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的学者笑蜀先生采访过任老。两年之中,我每遇到新闻单位的朋友,都一再相约再去看望任老先生,满以为今年底的一个时间,我还能再次亲聆教诲。现在,惊天噩耗,已告诉我:这样的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时隔两年,现在回忆起来仿如昨日。9月9日下午三点多钟,广州天气燥热。在他的秘书的引领下,笑蜀和我来到了广东省委大院任老的家。这是一幢很简朴的数家合一的小高层楼房。任老住在一楼靠边的位置。房子不大,因此在楼的一端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房子,以扩充面积,辟为客厅。任老正是在这客厅接待了我们。

  任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他瘦削的身形和他那有点苍白、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窝,可以看出两年前的中风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而由他脖子上那猷劲粗壮的突出的静脉,也可以想见他那强劲的生命力。显然是刚刚经过午休,老先生精神尚好。在采访中,他坐在我对面的窗前沙发上,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银光辉映。如果单从他的相貌,难以想象这样一位小个子老人,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任老说,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实践,是一个不断的深化的过程。中国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在于政治改革来驾驭。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在中国改革中是一体同生的两个层面。如果单单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分割,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没有改革理论的日益创新,经济改革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在改革之初,单单一个“市场经济”、“私营经济”这样一些看起来很浅显的概念,就曾让广东改革困扰了很久。在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中,已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之后,怎么现在还有人一提“市场经济”,却又要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谈到改革,老人心中似乎早已陈兵百万,信手拈来,倾泄而出。什么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民主”。任老一针见血地分析,“不民主,缺乏民主是一个大问题。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共产党就是为民主而奋斗,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到现在还有效”。

  他说,民主最重要的是要试验。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市上试点,全国有几万个市,拿一个试一试,难道天下大乱了吗?影响稳定了吗?就是乱了一下,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从反面也可以总结经验嘛。只有失败才是成功之‘母’,还没有‘胜利’是成功之母的。应该允许大胆试验!”,因此,他说,现在“不是怕民主,而是怕试验”。

  他还对党的驾驭能力充满信心。他针对一些人认为“怕乱”的问题指出,“我们还有这个本事,这倒不用怕,这里可以搞,那里不能搞,我们还有能掌握这个局面的本事。如果不试,就只好‘不吃敬酒,吃罚酒’了”。

  他回顾历史,回忆起上世纪初二十年代他上小学时的《公民教科书》课程中学习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有当兵的义务”,还有公民权利等等内容,感慨地说,自北伐胜利的1925年国民党一统天下以后,学校中的公民教育就没有了。而代之以《党义》、军管、军训、教(国民)党课。从此,公民教育就成了一个中国公民教育的空白。他提出现在必须尽快恢复公民教育,为发展党的民主建设提供保证。

  他对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寄予厚望。他认为新一代领导人“要有作为,就要有大智大勇。政治改革,谁也不希望把中国搞乱,中国乱不得,这是共识。在这个前提下,要勇、智结合。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

  任老说到高兴处,一双瘦削的手,不断地在胸前挥舞着,一会如提重物,一会如遥指平川,挥洒自如;其语调平和而具力量,思维敏捷而纤毫不乱,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虽是短暂,回来后,我们光从他的原话记录就已达五千余言。由此可见先生的思维之敏捷、泉涌般喷薄而出的思想家气势。

  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使你明白所谓“见识”,并非那种什么插科打诨式的妙语,而是在于其思想深处的力量、敏锐得没有丝毫含糊的精确。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

  后来,在采访广东省经济学家郑炎潮先生时,郑先生又给我们讲起了一个“8分钱改变命运”的往事,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任老的认识。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一位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他在题为《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发展》的毕业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这一概念,跨入了当时理论界的“禁区”,这让他面临着论文不能“过关”无法毕业的危险。

  这时,一个消息给郑炎潮带来了一丝曙光:在1980年任书记刚由辽宁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时,曾接见过中国社科院到广东调研的两个研究生。“堂堂省委第一书记,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 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 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上8分钱的邮票,以平信的方式,把他的毕业论文中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直寄任书记。不久,任仲夷就直接打电话找他。见面后,对他的研究方向给予了肯定,并鼓励他继续研究,“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 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 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 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在当时“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激烈,保守力量很嚣张,甚至有点杀气腾腾的时候,任仲夷的肯定,使他继续着他的研究,也使他得到了保护。

  生为人杰,亦享天年。逝者已逝,来者可追。我们纪念任先生,在于继承他的遗志,前赴后继地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以完成我中华民族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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