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手打文摘】八股文“体”--金克木 -- 抱朴仙人
讲到八股文本身,可以分两方面谈论,一是体, 一是心,或者说是形和神,即文的“体”和文的“心”。
说形体又可分两层。一是文(语言)的形式,一是文(语言)的功能。实际上两者很难严格分开。
先讲形式,论八股文“体”。
中国汉语用作书面语言的文字是表意的单音节 符号,和记音的拼音字母不同。这个特点使书面语可以独立发展,可以比拼音文字的书面语离口头语更远,仿佛成为另一种语言,也可以上口,但不能充分发挥口头语的功能,却可以有口头语所没有的功能,如文字游戏。从开始在龟甲兽骨上灼刻文字连缀成文句起就可能已和口头说话的句子有区别了。这区别比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大。拼音文字不能大量只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音节)作独立 的表意语言符号,而汉字却可以。用拼音字母的语言表现词的转换和关系是用语尾变化,如梵语、拉丁语,或用词内音节变化增减,如阿拉伯语,其书面语要记音,都不能像汉文即汉语书面语这样以单音字为基础而本身变音或字与字连缀而变化。单个汉字可以或拼凑或分裂辗转孳乳变出很多样子,而且可以借用或转用,一字而多形多义,或者多字多音而一义,或者简化多字多音为一字,如“子”是“夫子”或“儿子”或“君子”,或者多字多音重复合成一义,如“伟大”,“在下(我)”,“云云”,而且可以一字本身变音或不变音而表达不同意义和语法作用,如“孟子见梁惠王”,“冉有季路见(现)于孔子”,后一个“见”字可不改音也可不加“于”,“解衣衣我”,后一个“衣”应改音也可不改。以单个音节的字为单位可以颠来倒去变换意思。句中词序既固定,如“子日”不能变为“曰子”,又能颠倒,如“不我欺”即“不欺我”。可以变通,如“伤心”和“心伤”。可以缩短简化,如《论》、《孟》、《学》、《庸》。因地域广大方言众多以致一字可以各地各时读音不同而俱知其义。单字组合的成语 和典故越来越多且有变换。虚字的或有或无也和口头语不同。书面通行语和口头通行语不一致,又如书面上可以简化词语及句法格式,成为通行符号语言,类似电报句子。如此等等。从一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汉文,即书面通行语,在几千年间有很多发展变化。同是书面通行语的印度梵文和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文都类似汉字,而由于用拼音字,就没有用汉字才能有的一些花样。从比较语言学观点说梵语和汉语距离很远,但从文体学观点说梵文比拉丁文离汉文还近些。例如梵文诗中也有回文诗句,同音诗句,但总是别扭而且稀少,只算文字游戏,不能像汉文回文诗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纳兰性德)那样自然。梵文和拉丁文可以简化变化以便上口说话通行。汉文在口头上从来只能半文半白,很难用文言作长篇大论,上口就要繁化。汉文译梵文佛典往往可以逐字翻译,虽然古怪,仍能接受。例如“如是我闻”,去掉原文词尾,保存原文词序。由汉文译梵文便不行。如“道可道”,不加语尾便不可通,而又很难加。尽管梵文可以连用长复合词减去语尾仿佛汉文,仍不及汉文花样繁多,很难字字对偶。汉文的这种特色经历几千年,从甲骨文卜辞直到现代 白话文,和文学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二十世纪末期汉文的这一传统才仿佛要同印度的梵文一样“不绝如缕”,只怕到二十一世纪就会断绝,像古希腊文那样了。
八股文正是把这种汉文文体特点发挥到极端的典型。若没有汉文的这些特点就不会有八股文。怎么出单句、半句、截搭题?怎么作“破题”、“小讲”? 怎么作整段对偶的“八比”(八股)?都离不开汉文特点。汉文能填充格式腔调似通非通而又通。戏词中有“马能行”、“地流平”、“开言道”之类。八股文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半通句式。汉文容易“望文生义”,易懂又易误。这是难点,仿佛是优点,又是缺点。八股出题作文有时利用这类特点使人为难。清代一大文字狱即因八殴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为“雍正”砍头成为“维”“止”。
八股的特点首先是命题作文。出题和“破题”中花样繁多,非汉文不能有。例如,“子曰”二字可以出题。有名的“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现成的对偶句子成为“子曰”的恰当题解。前一句破“子”,后一句破“曰”。恐怕没有另外任何语言能照样翻译还成为这样有气势的文句。便是说成口头汉语也怕不行。“孔夫子说”怎么能是文章题目?只有尼采的书名《察拉图斯图拉如是说》可比,但也多了一个“如是”。有人汉译此书名为《萨天师语录》,这才像中国书名。“一个人成了多少代人的老师,一句话成了天下的大法”。这是日常口头讲的话吗?这怎么能独立?又如另一个故事说,《论语》中每章起头差不多都是“子曰”。前面为表明是另一章便加个圆圈,这个圈儿也可作为题目。“破题”是“圣人立言之先,法天象焉”。说是圣人讲话(子曰)之前要模仿天圆的形象。还有,明朝诗人何景明(大复)是“前七子”之一,少年即出名。有人考他,出题为《梁惠王章句上》。这是朱熹注的《孟子》七篇的第一篇前半的篇名。何作的“破题”是:“以一国僭窃之主,冠七篇仁义之书”。前半指梁惠王是诸侯自称王,后半指《孟 子》开头的标题。第—章中孟子开口便讲仁义,所以是“仁义之书”。照语法说这是一句,照文体说分为两句,互相对偶。诸如此类故事极多。其中的妙句一变白话就无意味:甚至不成文理,和《诗经》的“关关雎鸠”变成“水鸟(鱼鹰)嘎嘎叫”差不多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新任知府去谒见乾隆皇帝。皇帝问他出身,知道是监生捐的官,便面考他作“破题”。出的题是“周有八士:伯达、伯适(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飞季随”(《论语》)。皇帝还说他已作上句是,“纪八士而得其七”,要他续下句。他随口对答: “皆兄也。”自然而准确。于是“龙心大悦”。没过一个月,这人就升了官。这里泄露了八股文体的又一特点是对命题的人作文。考官都是代表皇帝的,所以作文也是面对皇帝讲话。不论是直接间接,都要像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仿佛就在面前殿试,要“对大廷,魁多土”(《三字经》)。所以无论层层考试多么困苦,经受多少磨折,也有那么多人忍受, 好像《圣经》中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明末艾南英 (千子),清初蒲松龄,都有文描绘考场困苦。艾文详尽,见《丛话》,文长不录。
总之,八股文是汉文的文学语言和文体形式凝聚的样本,和用表意的孤立字形的汉文书面语密不可分,是不能翻译的,译出来只有无意思的意思。它本身的形式就是内容。汉文文学中很多这种情况,八股文是突出的例子。古诗文译成现代话,除讲故事和讲道理的以外,还像个文学样子能为现在一般人所欣赏的怕是不会很多了。汉文的这种书面语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音调,在有意思又无意思无意思又有意思的八股文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现在讲功能。一方命题,一方作文,考生面对层层考官直到皇上,这就是八股的功能所在。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反映功能。
语言的功能是传达信息。没有信息可传达的语言便是废话。八股传达什么信息?信息都在题目里了,不许少也不许多,所以全篇都是废话。学作八股就是学讲废话,讲朱熹所解释的孔孟的话。为什么要讲废话?因为有人要听,要评论讲得好不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废话之间也大有区别。废话不废。学讲废话是一种训练,训练一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说好听的话的本领。
传达信息必有双方,所以语言不论口头书面都是对话。自言自语是说给自己听,自己兼作双方。写稿时是作者,改稿时便成为读者。实际上写作时自己同时也在读。那么八股的听话对方是谁?作八股给谁看?向谁传达已经传出了的信息?对方是从阅卷的房考官到正副主考官最后到皇帝。皇帝是当今的圣人。八股说古圣人的话给今圣人听。发蒙的塾师教作文和评作文时就代表圣人即当今的皇帝,并不是朱子,更不是孔子、孟子。有个故事(见《丛话》)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偶然有大臣之孙中式去见。皇帝叫他默写考卷,看后以为说错了。又调来进士前十名的考卷,发现都是—样说法,随即批示:十名都一样就不好处罚,若只有一个人这样讲就必定重罚,以后断不许讲错。文中之错确实是只有皇帝才看得出来而且认为严重的。原来题目是《子曰毋》,出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原思做了宰官,孔子给他“粟九百”。他不受。孔子说“毋”,不必推辞,可以给邻里乡党。这些文章都把孔圣人当作了有国君地位,又将鲁国君当作了周天子,全从国家公款立论,忘了那只是孔子说的话做的事,用的不是周天子的钱。皇帝自然要说是名分不对,藉此立威,显出自己精明,使臣下小心。所以学八股,教八股,评八股,名为代表圣人孔子,实是代表当今皇帝,时时处处不能忘记了这位最高统治者,要仔细揣摩“上意”。立意不对,文章好也没用,还会有祸。因此,作八股也是练习“对策”,如何迎合上意。不用说这是学习做官之道,顶头上司直到皇帝是首先要重视的。
八股对话是讲废话而不像废话。这很难。怕出格闯祸就只好重复。最低级的是重复词句。据说有个老童生须发皆白还赶考。主考想一定要取他,一看卷子,笑了,只好勉强取在榜尾。题目是《周公谓鲁公曰》(《论语·微子》)。考卷中有一段说:“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曰乎?”出这样的题,无怪乎他编不出什么漂亮废话。中式考卷也未必比这文好多少多不过巧妙些就是了。
以废话传达无信息的信息,仍可有信息。因为语言文字,尤其是汉文,若是属于文学的,就多有歧义,或者说“指他”的意义,不属“能指”“所指”之列。印度古典诗论中八九世纪时兴起“韵”论,认为诗有字面义,内含义和暗示义,诗以有第三种义为高。这种“指他”的意义或说“韵味”、“暗示”还得分析。需要照对话的发出与接收及信息与载体的格式分析其多种多样。例如前面引的“不观周公乎”—段,可谓废话之顶峰,但又可以引人(不是所有的人)发笑。笑什么?笑的就是它所指出的非字面又非内容也不算暗示的另外的其他意义。这可能是说废话过头了,引起发笑。这几句废话一点不错,用词造句都正确,吟诵起来音调也合格,这是通常文体式样共同所有的,必是有什么另外意义引人发笑。因此废话是无意义,又不是全无意义,要看用于何处,对什么人。八股也同样,而且是集中表现。无信息的语言不能说是“表达”什么,但仍给人以“印象”,所以仍起语言对话的特殊功能。(欧语中“表达”、“印象”这两词有联系。)
从文学体裁说,兼及形式和功能两面,八股也可以说是集中表现。照观在说法,说理、抒情、叙事三者在八股中都可以有,因为题目来源的《四书》中都有。八股中只是叙事稀少,受字数限制,必须叙也不过是一句或几句。照古代分类法也相仿。直到汉末,“文”并没有独立作为文学或词章。《论语》中所列的孔门弟子分科,“文学”和“言语”分开,指的是作文字记录的本领。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是合举艺文笼统说。汉魏之际曹丕的《典沦·论文》才列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不传。最早的文学体裁分类是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二人同时,刘勰还是“东宫舍人”,依附过这位太子,但《文选》的《序》和篇目与刘的书中所列不完全一致。《文选》的编目次序也不全依《序》。刘的排列类似萧,但立论不同,把“文”扩大为包括一切。这扩大也是还原,本来《易经》等古书就这样看。《论语》中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的“文”,朱熹说就是“道”。平实的是《文选·序》,奠定了一直到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分类。较晚的曾因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又遵循刘勰的扩大理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自有分类。刘勰的分别体裁和他的文学理论相连:应当另论。单看《文选·序》可以发现特点。首先是提出了文“随付变改”的历史观点,指出了后代对前代“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先说文籍的产生,再说狭义的“文”的发展,然后作体裁分类,同样作历史叙述。排列是赋、骚、诗。随即说诗到“炎汉中叶,厥塗渐异”,“各体分兴”。然后细分文的颂、箴、戒、论,铭、诔、赞,随后是诏、诰、教、令、表、奏、笺记及其他,有 的只是依题目用字及实际应用分栏目,如碑、碣、志、状。最后说明书中不选的是经、子、策士说客的议论,史书只收赞、论、序、述,原则是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也正是清朝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说的义理和辞章。他说的还有第三是考据,近古才有,《文选》自不会提。这许多文章分类在体裁形式和名称用字上八股文没有,在实际内容上八股文差不多都可以有。原因也是在《四书》中多少都具备,所以随着出题也定了文“体”。从上述各种分类看,文章基本是对话的各种形式。八股集中表现出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对话不仅是你、我、他三个人称,重要的是对话人的身分地位关系,万万错不得。写成文章又有读者和作者的身分关系。在作者中又有自己和代别人的分别。前两方面容易看出来,下对上 (奏议、上书等),上对下(诏、令等),大致平等不明分上下(书笺),共有三种。诗、赋、骚都有讽谏意义,所以是对上的居多,后来就自己发牢骚或显才能给同等的人看的多了。这种下对上的对话或陈述,最早在《诗经》、《楚辞》中,汉代越来越多,后来逐渐转移,这是体裁的一变。另一方面,本来代笔只是祭祀时用的诗文,如《诗经》的《大雅》和《颂》,《楚辞》的《九歌》。后来就为长官以至为报酬而作文。司马相如为被冷落的皇后作《长门赋》,可说是最初的卖文,不过不用买者本人口气。到魏晋时书记(秘书)行业大盛。陈琳竟然以此著名。《文选》中收的他代曹洪给魏文帝的信里还说是陈琳有事不能代笔,所以亲自提笔,其实还是陈琳代写的,公然说谎,收入《文选》也算是陈琳的文章。那时已是南朝梁代,早已亡了的魏时王爷管不着了。这一代笔之风是中国汉以后古典文学中一大发展。从“拟”什么人作什么诗起,一直到八股文“代圣人立言”,都是训练代笔的。最高可以到代皇帝作诏书,代作诗,最低是代人写信,摆“拆字摊”。《文选》中还有代人“赠内”的,即为别人作诗给妻子(陆机《为顾彦先赠妇》)。明朝方孝孺就是因为不肯代永乐皇帝起草即位诏而被灭十族的。这一文风在八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四书》中各种地位人物关系的对话都可以在八股中表现。
功能和形式相连,为发挥对话功能就要讲究出言的形式。文章用语基于汉字汉文的特点,前面已讲。形式的另—面是文章结构。
《文心雕龙》把“文”的本体和功能吹得很大,但细察一下其中上篇列举的体裁仍是着重在对话。这是秘书的职责,也是文章的能事。用对话观点读古代文章可以发现,八股的结构正是集中了或说凝聚了这一方面。早就有人说过,八股体式《四书》中就有,甚至可以比拟戏曲中的台词(《丛话》)。
八股结构的—种说法是要有“起、承、转、合”。这个格式当然是古已有之,到八股才固定下来。具体说结构,八股规定的是要有“破题”飞“小讲”,然后一股和另一股对比,共“八比”成四对。每股短则一两句,长则一大段。还可以拉长分割,大股中夹小股。种种花样只是以对偶分解题意。有的题本为“两扇”或两方面。这既训练文才,又训练思路,注意分两点立论。还有“承题”“起手”之类是连接转换,有的很巧,有的是硬接。从经书到古文、骈体(对偶)、诗(律诗)、词(上下阕)甚至曲子、小说、都可以照八股分析结构,查出八股发展的来源。明清八股极盛,集中了也就僵化了,于是空空洞洞只剩下形体的骷髅,衰败而灭亡了。坏是坏在定死了。从出题到作文,从形式到内容,全成为无信息的废话,岂有不死亡之理?但不能因此说其中结构全要不得因而实际上取消了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反而可以用八股为钥匙去打开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不引例不明,一引又太多太长,现在溯源,只举《论语》一篇全文为原始八股结构之例。
《论语·季氏》首章。
八股出题是指出了文章背景也限制了内容。在八股以前除考试外没人出题,题是自取,更古时往往题就在文内。这篇文开头是:
季氏将伐颛臾。
这是背景,也可算题目,以下全文由此引起。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这是出题。鲁国的掌权者季孙氏要出兵去吞并鲁的附庸小国颛臾。孔子的门徒冉求(冉有)和仲由 (子路、季路)去向孔子禀报,大约是盼望得到老师支持。这句话仍是引子,但也可作为题目。冉有、季路报告孔子一件大事,将发生战争,可是讳言战事,只说“有事”。下面就是师徒对话,主要是孔子的议论。照后来的格式,这就是《鲁季氏伐颛臾论》。
孔子曰:求! 无乃尔是过欤?
这正是“破题”,先下断语。“求”是冉有的名字。他是主要的谈话对手。孔子说的是:“难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吗?”这不怪你吗?”以下讲道理,是“小讲”。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这整个是一句话,内含三句话,三个理由,归结到又一句话,是总纲。照朱熹《注》说,当时鲁国分为四份,由三“家”掌管。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得一份,季孙氏最强,独得两份。有个小国颛臾是附庸国,直属鲁国,仿佛“保护国”,不归任何一“家”。季孙氏想去吞并了,出兵讨伐。孔子说了三点。一者,鲁国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主持祭山,所以不可伐。二者,颛臾在鲁国邦域之内,是鲁国的一部分,所以不必伐。三者,颛臾是“社稷之臣”,即属鲁国全体,是公家的土地,不是季氏一“家”所当伐。由于这三点,“何以伐为?”这句的句法是古语。“何以”就是“以何”,“为什么”。“为”是问话虚词。意思是,为什么要出兵去打它?到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时还用过几次“何以故?”就是“以何故?”梵语原文是,“那是由于什么原故?”也是三个词,后两个词是“何”和“故”,语尾变化译不出来,用“何以”表示出来了。有了“何以”便不需要“故”,有“何故”又不需要“以”,但要照搬原文,所以还得译出来。“以”是译的原文语尾。这是直译,一字不差,词序也—样。又合乎汉文文法,只是“以”字不合习惯,不大通,半通不通,一望而知是佛经。八股中这类有多余字的句子不少,一见即知是八股腔。孔子说的是“颛臾”“何以伐为”?对这个小国为什么要出兵?夹在中间有三句理由,都以颛臾为主体。成了附属句,连起来好像现代译的外国文长句子。一共二十九个字连成—个句子,分成五个停顿,中间插进—个“矣”字,一个“也”字,意义上不必要的字帮助停顿时拉长音换气。还有个“者”字也是可有可无的虚字夹在“昔”字和“先王”中间,略略停顿,又可停可不停。“臾”字、“主”字下无虚字,停顿而不拉长音。全句也就是全段,意义丰富,理由充足,音调节奏长短平仄排得和意义配合,有停顿,有不停顿。有拉长,有不拉长。意义是起(夫)、承(矣、也)转、合(为、平声)。音调是抑扬顿挫,可记五线谱。这就是从汉末传到清朝的所谓文“气”。不在口头吟诵是感觉不到的。八股文正是以文的这种“气”作为格式标准的。朱注中说,“—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可见朱子也很欣赏看重这一段。这是汉文书面语中古代文章的精髓。八股以此为标准。在古代书面语文学中,“气”非常重要,不仅是节奏、腔调。可以为“气”而加*颠倒词句,甚至破坏文法。韩愈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不敢顶撞,不反驳老师,便将罪责推托出去,还拉上子路陪绑。“夫子”在这里是指季孙氏,任用他们两人作“家臣”的主人。当时“夫子”还是通称,不专指孔夫子。“者”是虚词,为了节奏而用,和名字下加“也”字的下文“丘也”的性质—样,但用法不同,不能处处互换。这里的“者”不能换成“也”。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是对话中作陪的一方的发言,引出下面主要发言人的深—层的议论。照八股格式说,下文应当分股对偶了。果然如此。
孔子曰:求!
这是“起手”。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这是“出比”。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这是“对比”。
这两股正好是相对的两方面的意思,不过后来的八股体字数要求整齐,但结构—样。孔子先叫一声对方的名字,“求!”这是“起”或称“领”,以便引起下面两股,好比京戏中的“叫板”,表示“我要唱了”,定下调子。前文一开头叫“求!’’与此相同。那是引出“小讲”。这是引出两“比”。下面两股都是开头一句领头,末尾一句问话,中间是各自两小股互相对称。不过前股的字多些,后股的字少些,没有八股要求的整齐。前股引古人的话加上比喻,也是对偶。古人周任说,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列”)要尽自己的力量(“陈力”)。假如一个盲人遇到危险,扶助他的“相”不去扶持他,盲人就要摔倒了。“相”不扶持他,那还用这个“相”作什么?后股加上一层,说,“你的话又说错了”。这一句配上前股第—句引古人的话。两句比喻是,老虎和野牛从笼子里跑出去了,龟甲和玉器在柜子里毁掉了,那是谁的过错呢?下文没回答,那就是说,看守人不能没有责任。清朝传说,乾隆皇帝听说宫中出了一件错事,随口说出这句“是谁之过欤?”和坤正在旁边侍候,听见了,立刻背诵朱注中的—句下文“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于是大得皇帝赏识,成为一代宠臣,做高官,发大财。照现在人的看法,季氏是那两个“家臣”的主人,怎么可以当作被看守的野兽,又当作盲人?在孔子眼中却可以。依照《春秋》和《论语》,孔子是尊周天子—统天下的。鲁国之君尚且只是诸侯,季孙等三个“家”掌握了鲁国君主应有的权力,更是孔子所痛恶的。对这两个当“家臣”的门徒和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客气和?用这类比方正表明孔子的怒气,和张口就喊“求”—样。
随后又是两大股。股之前仍有一个过渡,承上启下,还是冉有的辩护辞。他赖不掉了,只好申述理由。这说明他是主谋,子路是他拉来的,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孔子知道内情,所以决不容情,不肯表示同意,而且一再只叫“求”,不叫“由”。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今夫”的“夫”同前面“昔者”的“者”一样,是为了文“气”,是节奏需要,文法和意义不需要。“夫”“者”两字不能互换。“今夫”长期是起句套语。
冉有的理由用现在话说就是,出兵不是侵略,是为了自卫。他终于提出了政治原则作理由,于是引出了孔子的内政外交大道理。这才是主题和核心,由前面的对话一层—层一面—面引过来。冉有的理论是,一个坚固的小国离自己的府城(费是季氏的邑名)很近,今天不拿下来,到后代一定会成为子孙灼祸患。古今中外对外打出去的国家差不多都持这种理由。其实就是说,“先下手为强”。这样的两国不和,若不用武力,应当怎么解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取之而必为之辞。
还是先有领句,指出对方是强辩。又叫一声冉有的名字,可见孔子的正言厉色,很生气。先指出他是强辞夺理,是“君子”即正派人、上等人所痛恶的。不说心里想得到人家的东西而一定要制造出一种说法来。“疾夫”的“夫”和前面的“者”、“夫”的用法一样。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丘也”的“也”字的用法仍和前文的“者”、“夫”一样。
在八股中,这是中股的“出比”。中股是核心,后面还有“后股”、“束股”。《论语》这一章中,八股不全,还没有后来的定式。这一大股中分两方面,也就是两小股。“国”是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一个国,如鲁国。“家”是鲁国内部的一个单位,有权就成为自治单位,权再大些就掌握了“国”的权力,如季氏。这同一“国”称霸就不听周天子的话—样。有国有家的掌权者,实际指季氏,应当首先管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要均衡和安定。这就不怕财货少,不怕穷,因为有了均衡,和谐,安定,就没有穷困和危险了。朱子《注》把“均”讲成“各得其分(份)”,把“安”讲成“上下均安”,这才合乎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的统治要求,和现代的理解不一样。孔和朱也未必一样。这中间比上文加了一个“和”字,一个“倾”字,标明要和睦相处才不会倒坍。前一小股讲对内,后一小股讲对外,中间加上“夫如是”(照这样,这样一来),承上启下,连接又隔离两小股。“夫”字和前面的“夫”字一样。这类“夫”字在句首时古时读音改为“扶”。对内安定了,对外怎么样?“远人”不仅是邻邦,一切外国都算上。“不服”,不友好,那也不能出兵,要“修文德”使他自己来。来了以后就安顿他,安抚他。“来”和“安”在这上下文里,照现在和欧洲语一致的语法说是及物动词,是使他来,使他安。照梵文文法说,这是“为他”,而且“致使”。这和本章第一句“见于孔子”的“见”字恰成对照。“见”字在那个上下文里不是“及物”和“为他”,而是“不及物”以至“被动”,或称“为自”,不是见到孔子而是被孔子见到,出现在孔子面前,因此必须有“于”字。这些变化在印欧语中都得变音,也是在拼音文字中变形。在汉文中不变形,但读书时应当变音。所以朱子注“见”字读成“贤遍反” (现)。但“来”字“安”字就音形都不变,只能从下文宾语“之”(他)字知道了。汉文(书面语)这时已有发展,不是把口头语记下来,而是独立的写出来的书面上的口头语,是简化的凝缩的语言。这和梵文类似而变化不相同。从《论语》可以看出,汉文这时不仅是独立发展的书面语而且已经在作文章,为文“气”需要又发展出许多词句定式。八股正是继承并固定了这些定式。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大股也分两小股,是前面“出比”的“对比”。前者以“丘也”,“我”,开头。后者以“今由与求也”,“你们两个”,开头。两个“也”字一样。节奏文“气”相等。前股讲理论,后股讲实际,两两相对,正是八股规格。“相夫子”的“夫子”仍同前文指季氏,“相”由前文“彼相”的名词转为动词。孔子将两个门徒合并指责,说他们辅佐季孙氏,既不能和睦邻邦,又不能统一国内的三“家”,反而要在国内打内战,所以危险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宫墙之内。这是田头答复冉有说的颛臾对季氏后代有威胁的话。一小股说现在,一小股说未来。朱子注说这里的“远人”指颛臾。未必专指,是暗指。前面的当是泛指。朱注还引了两家的说法。有一家说,为什么“伐颛臾”的事“不见于经传”,推测可能是冉有听从了孔子的话,季孙又听从了冉有的话,所以没打起来。他推测这两个门徒凡事都先禀报老师,经过孔子劝阻而少做了不少坏事。他是想夸张孔子的功绩,却使孔子变成了鲁国政治的后台,好像暗中操纵国事了。朱熹引来大约也是赞成的,作八股得跟着讲。这样一讲,显出孔子更像是开“政治咨询公司”的了。孔孟都是经常接受国君“问政”的。《四书》是答“问政”之书。八股同样是答“问政”之文。伐颛臾事应有下文,但文章没有收尾,不知为什么。
《论语》中有很多好文章。这一篇中有的话现在还有人引用。这是结构谨严,层次分明,道理显豁,词句讲究的采用对话形式的言简意赅的文章。有头无尾反见其似有余意未尽。就结构说,还可以就文“气”说,这可以算是原始的八股文。当然不是说,写下这一篇传说的孔门弟子远见到千余年后的八股,而是说八股由此而来。这篇作品若作为文章便是典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八股格式。这说明八股的结构和腔调是继承了两千年的书面汉语的文章发展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定下的,即使是皇帝也不成。当它自身达到无可再变而僵死时才会灭亡。(自然还有社会条件,这里只说文体本身。)试看从春秋以下的文章是不是往往多少带有这种兼骈散分层次的结构。至于对话体式,则不仅中国,古希腊柏拉图写的对 话,古印度的一些经典,都有。但是在书面语言的文章中这样扩散普及,由对话直到自问自答和无问自答,也许是汉文的一个特色。事实上,还不限于高雅的文学。戏曲中的“自报家门”也不是各国都有的。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这不是“子曰”式吗?不像“子在川上曰”吗?不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吗?
八股的结构要点一是“破题”,二是“比”即对偶,三是“讲”,四是“起”、“领”、“承”以及“转”、“合”之类的连接方式。至于头、尾、中间用或不用虚词则属于腔调。以上这些并非八股独有而是古汉文中同有的,不过八股集中固定下来了。
“破题”即文章开头,常是断案式,或揭背景,或“开门见山”,或“当头棒喝”,要“一语破的”,如“老吏断狱”,都在《四书》中有。前引的《论语》一篇已埋伏下了原始形态。以后类似破题的还不少,是常见的文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开头在说了来信之后(如同冉有报告)立即说:“仆非敢如此也。”下面的长篇大论都是这一句引出来的说明。
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随后阐发这一句。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类似“小讲”,仍是“破题”,以“夜游”点出“夜宴”,以下是发挥。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先设对方“世皆称”,然后一句点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篇不满一百字的名文全篇“起承转合”,不出它以前的《论语》和它以后的八股的格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明清两代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策论式文章格调接近八股。读“古文”有利于作“时文”,选“古文”用的是八股眼光。
这些都是在规定八股格式以前的。
《三国演义》开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红楼梦》开头有“此开卷第一回也”。
这些小说是有了八股以后的。无怪乎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有人认为他是一副八股眼光了。
不用这类格式,不点题,一上来就是长篇写景或对话,或拦腰一击,无头无脑,突然而来,飘然而去,这在现代文中常见,而在古时便是变格,要批上“起得突兀”或“如奇峰天外飞来”了。究其实,仍未出《四书》之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子改为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都是一开头就提出三股“破题” 如同三股叉。《论语》也是开头三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首章的“破题”格式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和前面引的“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章属于一格。那里是孔子的回答,一句“破题”:“求!无乃尔是过欤?” 这里是孟子的回答,以“仁义”对“利”,“破题”有力。下文揪住一个“利”字不放,大作文章,最后仍归到“仁义”与“利”对立。若用金圣叹的评点法便是:妙在揪住一个“利”字作文章,好像《西厢》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妙在一个“转”字。这个“利”字在梁惠王说时不过是普通意思。他当然不会说“亦将有以仁义吾国乎?”可是孟老夫子乘隙而入,不论上下文原意轻重就指出不该说“利”字,一说“利”,那就“而国危矣”。他说的“国危”是由于“上下交征利”,并不是“利”本身之故。若不争利而能平等互利,又有什么危害?并不需要把“利”字从字典里赶出去。孟子辩论往往有暗地转移论点的嫌疑,所以人家说他“好辩”。他也承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要会辩论,要会作文章。达就是“文以载道”。八股是顶点。
试看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原道》,开头四句和《中庸》的格式—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渭德”。再看骈文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开头便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坷哉!”四个虚字表出文“气”。再往上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也下定义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这都不离《四书》体,也就是八股体,可是在从魏到唐的时期,《四书》还未集合,八股更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说八股只是将古来(自春秋以来吧?)汉文文体的发展诸形式集中凝固下来因而僵死了。固定的死板格式对于考试评卷很方便,所以清康熙元年曾 经废除八股文,到康熙八年又恢复。一件工具在没有代替它的东西以前,只要仍有用它的工作,它是不会灭亡的。亡了名字和形象,也亡不了精神实质。
《四书》和八股烂熟了,—张口便自然是八股控“破题”调。有个传说故事。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有一次去南书房,进门问:老头子来了没有?不料乾隆已到。皇帝说:何谓“老头子”?有说则生,无说则死。纪昀当即回答:万岁谓之老。元首谓之头。天之子而子万民谓之子。乾隆笑了,免了他的死罪。清朝的纪昀成了汉朝的东方朔。这三句恰恰是《中良》、《原道》的调子:八股的“破题”。《四书》读得烂熟时张口便出来。
以上讲的是形体外表结构,还有内部意义结构也可略谈—二。
从上面征引的—篇文和一些文句就可以看出汉文成篇文章的意义结构常是问答对话式,一分为二、为三、为四式,亦即画面俱到式,或者是一来一去的对比式,还有逐层深入前进式。常见的是“一语破的”的判案式,也就是“破题”式,然后接上“二水分流”对比式。这是汉文的,或说是汉族文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吧?从并无八股嫌疑的《易经》的“爻辞”(不算“十翼”)也可以看出来。“乾,元、亨、利、贞。”一卦三爻,重卦六爻,每爻都有判断辞。这和甲骨卜辞的叙事语不大—样,有同有异。这类词句含有“指他”的意义,需要“象曰”等等加以说明,什么者,什么也。八股的意义结构包孕着思维结构的习惯。这也是—固定下来便僵死了。但是如果新的代替物不出来,它还是灭亡不了的。可以“刀没而利存”,“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
八股限定在《四书》朱《注》以内作文章,真的是死板得一点生气没有吗?也不见得。不妨说个故事,只讲“破题”。
明清之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到第三十八回里说,古四个小孩子一同赶考。大人叫大的名替小的作文“枪替”。其中一篇《论语》题目下来是《文不在兹乎?》一个大孩子想,要作两篇,不能一样,便自己写个正式的,替那个小的作了一个“偏锋”的。 (《孟子》题也同样,从略。)考完回家,大人把四个孩子的文稿一看,多认为那“偏锋”文章一定不会取。偏偏有一个人认为,不但会取,而且“要取第二”。于是打赌。他说,不取算他输,取第三,取第一,也算他输。一发榜,果然取了第二。他赢了。奥妙在哪里?那人自己解释说:“这也易见。童生里面有如此见识,又有才气,待取‘案首’(第一名),终是‘偏锋’。毕竟取一个纯正的冠军。不是第二是什么?况又不是悖谬。”接着说出不是“悖谬”全错的理由。这个“偏锋”、“中锋”的说法正是指的意义结构中要领。“中锋”是全照朱注,正面说。“偏锋”是照题意“自出心裁”。这个《论语》题《文不在兹乎?》“偏锋”的“破题”是:“文值其变,圣人亦自疑也”。说不是孔夫子自信,却是孔夫子自疑。照本题说,并不错,照全文的朱注说,就不对了。原来这句题出于《子罕》篇,是说孔“子畏于匡”。照《史记》所说是鲁国的权臣阳虎(阳货)在匡这个地方行过暴政,所以匡人恨他。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虎,经过匡时被误认为阳虎包围起来,几乎追门人一起遇难。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说:“文”就是“道”,是礼乐制度,“兹”是指孔子自己,都是“谦辞”。这是说,周文王不在了,难道“文”,文王所行的“道”,不在我身上吗?于是接下去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子在注中引马氏说法,认为“后死者”是孔子指自己。说的是,若天要这个“文”(道)灭亡,那么,我这个比文王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个“文”了。天没有要这个“文”(道)灭亡,使我仍然参与了这个“文”(道),那么,我一定会活下去。匡人怎么能违抗天?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照这注解,孔子是自信,可是“文不在兹乎”这—句问话孤立起来出题,确实是不自信,是自疑。所以说“自信”是正面“中锋”,符合朱子的注解。说是自疑,也不是完全错,只是讲这一句话的题意。小说中那人解释为什么是第二,又说:“其实匡人围的甚紧,吉凶未料。夫子且说大话;说自疑,极有理。”这就是把意义结构的里层揭出来了。这句话从本身说:从上下文说,从朱注说,从自己的理解说,可以有不止—种说法,或层次,或方面。题目那怕是一句,也可以上下左右联系起来再就本身探讨。这是题意内涵结构,就此作了“破题”,然后一分为二,两股两股对照发挥便成为全篇。那题下的两句便是两股,“将丧”、“未丧”,全篇也是八股格式。作八股,有题便有意,甚至有了“股”。立意有了,文章好作,只要熟悉老—套,把各种陈言烂调装进去,念起来铿锵悦耳,一篇八股废话便成功了。《醒世姻缘传》未必是蒲松龄作的。假如真是他的作品,他照这样作八股文,也就难怪他到老考不取?最后才得一名秀才级的贡生了。
八股文“体”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心”了。“体”形虽固定一式,心灵还是可变的。人的“心”(头脑)毕竟不是死的。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出《四书》题能有种种不同“破”法,文章便因此而可能有种种不同风格。究竟是“代言”还是“自言”?含有自己的意思和气派便含有个性风格。“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虽然格式固定,仍然可以彼此貌同神异。文体学中一面是体裁,另一面是风格,两者是一事,而又可分。要分别讲,说“体”的到此为止。
至少批评别人写八股的时候,不会是人云亦云
从"体""心"上讲事儿的,就如同从"相""性"上讲事儿
而这种说理的方法,世间并不多见,只有释家才这么讲
而且,也只有潜心于其中才会讲得明白
莫非金克木先生还是研究佛学的?
回头我把《天竺旧事》发上来
金先生的文章我一直是非常喜欢的,呵呵,辛苦仙人了:P
守花待文
文既有形体,也有心灵,同依语言而不为语言所限。照现代说法,“体”应指形式,“心”应指风格。在欧洲语言中这是一词的两义,一事的两面。古时说文“体”是指体裁,即语言的结构形式以及应用功能。文“心”则是陆机《文赋》所说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文心雕龙》也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上篇“纲领”是分论体裁,下篇“毛目”仍着重作文的用心,和《文赋》相似。可以说,上篇讲雕出什么样的龙,下篇讲怎么去雕龙。《体性》一篇分别“典雅”等八体,类似现在所说的风格。《风骨》篇依曹丕《典论》说“文以气为主”,分别孔融等三人的文“气”,也可说是指风格。《议对》篇中有“风格之语,仿佛文风与人格合—,不是单指体式。此外,《诗品》之类品评高下也并非单论风格。大概可以说,在现代以前。不分中外,体裁和风格并没有明确分列作为两套。到现代也还是统—于一词之下。外国现代探讨文体风格多依语言分析,其实所论的仍是形体。有人分别语言的意义有理性的和感情的,如一声呼唤“啊”可有多重意义,靠音调身势而不靠书面。这样的分析还未能尽述不同文体中的不同风格,特别是在口头和书面分成两种语言的汉语里。反而是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一条一贯思路可以参考。这条思考路线由《典论》到《文赋》到《文心雕龙》,越来越明白而系统,是将作者和作品两方面纳入一条线,即创作是由作者主观的“心”达到客观文章的“体”,而研究者是从“体”溯到“心”。“心”从何来?又由于学和才。“体”是风格,又可结合在体裁之中。“体”是体式,如“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尊“经”重“儒”,书与人结合,所以是思路一贯。用什么对文“体”“一以贯之”?可分什么层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
乍看用语模糊,线路紊乱,但大意还清楚。如篇题所示,这是由文“体”溯人“性”,由人“性”生文“体”,即由作品观作者,由作者论作品。历来诗文论多半不出这条习惯思路。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仍是将词的“境界”和人的“境界”合一。这段以下,刘勰就照曹丕的路数一一评论作家。第一提到贾谊。“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第二说司马相如。“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两人都是作赋名家,但两人“体性”、“情性”不同,所以是“气”不同,“文”也不同。这样比曹丕只溯到“气”又深了一层。刘勰时代较晚,所以论的作家比曹丕只论同时几人多,共有十二位,从汉贾谊到晋陆机。
外国虽曾有布封说过“风格就是人”的话,但不是专作文论,和中国的“体”、“气”、“心”,“性”说是一类想法,但并不相等。
外国人现在已经说,文体(体裁、体式)是社会规定和制约的,风格是个人的。这仿佛是和中国古典文论思路相通而又进一步扩大眼界了。但在由文溯人和由人解文路线上还没有中国人走得远。在我们,这几乎是一般人都有的习惯想法了。
现在说到八股文。问题是:八股是专为考试的,由朝廷规定,由社会制约,命题作文,限制内容,不能稍有增减变动,格式固定,不可改换,这样,还有没有个人伸展“情性”的余地?能不能显出属于个人的风格?从明到清,所崇尚的八股风格有几次变化。这可以说是朝廷官定考试由皇帝任主考而依他的“情性”指示文体的结果。清初就曾下诏矫正明末的文风而提倡所谓“清真雅正”。这仍算是社会制约的文风。八股文中有无个人风格?风格与人格相连是否在八股中也是一样?照说是考试中考生都趋向于同—标准,不能随意作文。八股又是从题目到结构到立意、用词、造句都有死板规定,难以脱出。而且题目有限,不能在《四书》以外,有多少代多少人的考卷,还有“学”中的考课,“塾”中的作业,“社”中的文课(文会、文社、诗社中人集合共作—题),以及一些自拟的“程文”(范文),多得无法计算,刻成书的考卷(闱墨)已多,传抄、传观的更众,如此重复,还有什么发挥个人“情性”的余地?只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了。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除考卷为中式不能立异难以发挥以外,八股作为一种文体: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和风格联系。文体还掩不尽文心。
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为例。这只是抽样。 (老迈不能去图书馆查书,所以例多出自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受到他的限制而不照他的标准。)
海瑞是明朝人,著名的清官,在小说戏曲中有类似包公的地位。他的八股文好像没有传下来。《丛话》引了两个人的话,讲他的三首“拟墨”(自己拟的考卷),说是“违俗”,所以选本不收。“文虽怪,然自成一家”。说他“为人绝不识揣摩为何事,故文亦然。倔强不屈,自适己意”。这样文怎么能考取呢?原来海瑞只考到举人。中秀才以后便去做官,由小官而大官,做了二十年官,名声极大。隆庆年间,他已任巡抚,“会试”进士时,他作了“拟墨”三篇,作为“程文”(范文)。朝廷根据这文章赐了他进士头衔。可算场外考生,得荣誉进士。后来又革职闲居十六年,然后复职。想来他的“时文”合乎文“体”规格,却不合文“心”规格,不合时宜,所以是考不取的。可惜不见他的文。“文如其人”?他是个特例。由此可见文“体”限不住文“心”。考不取,但不能限制他不作自己的文章,然而选本不收,《丛话》不录,还是埋没了。
汤显祖的戏曲和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他是进士,做官不顺利。他又是八股名家。假如能看到他的全部八股文,可能有所发现。这里只由《丛话》引出一例。题是《不有祝蛇之佞》一句,出于《论语.雍也》。这一章的全文是:
“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照朱子《注》说,“祝”是“宗庙之官”,即太庙的司祝。“蛇”是卫国大夫的名字,字(号)子鱼?“有口才”。“朝”是宋国的公子,“有美色”。朱夫子解说道:“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这个“佞”字在《论语》中出现几次,不仅是“有口才”,能言善辩,而且含有善于吹牛拍马讨人喜欢,“谀”有钱有势的人之意,所以为孔子所嫌恶,几处都当作坏人的特长来说。现在题只有一句,那便要突出“佞”字,于是《牡丹亭》的作者藉题发挥了。《丛活》只引了两股。
“在朝廷而不佞,难以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
这是前一股,即“出比”。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在朝廷做官,对皇帝和上司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一直受到宠幸,升不了官。二是在平等的同事朋友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自己不遭祸害。
“处怨敌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这是后一股,和前股相对,是“对比”。也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对仇敌,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巧妙保全自己。二是在家庭亲属骨肉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彼此的相爱。
这两段完全符合八股格式,“体”一点不差,“心”或风格却是大发牢骚骂世。说得从朝廷到家属,从朋友到敌人,都是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说了不中听的话就难免惹祸。说不定孔子当时讲这话,门人当时记这话,也都是发牢骚,对社会不满意。然而这和通常认为只能板画孔发教训的圣人的“风格”不相符合了。所以粱章钜在引文之后说:“此数语发挥末流情弊痛快极矣,然以代圣言,恐失之过。”八股代圣人立言,可不能只管《论语》里原来怎么讲,还得照顾后来人怎么看,尤其是考官和最后“磨勘”(复查)的皇帝的心意和眼色万万不可不想到。这就证明了处世必须“佞”,连作八股文也同样。梁大人官做得不小,深知八股妙谛,所以不能不说这是“痛快极矣”,承认说得好,又不能不说这在八股里不合格,不能“代圣言”。讲“痛快”话是不是一种文章“风格”?不用说,汤若士的八股不会篇篇都这样,否则他怎么能中进土?
徐文长。即徐渭,明朝人,“狂士”的声名不小,在民间文学中传说着他的一些故事。据说他九岁十岁就会写文章,被认为“句句鬼语,长吉(李贺)之流也”。他曾代—位大官作奏表歌颂朝廷,得到嘉靖皇帝赏识。后来那位大官得罪招祸,徐便发了狂。别人猜想他是为避祸。他自杀不死,入狱又不死。诗文书画都非常出名。他也作过八股。《丛话》中引了他的两段文,一共四股。题目是《今之矜也忿戾》。这是《论语•阳货》里—章中的一句。全章如下: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这是孔子发牢骚说今不如昔,或者是藉古人来骂今人。他说古时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有的人连这三种毛病都没有了。(“是”即这,“亡”即无。)不是改正了,好了,是更坏了,连毛病都赶不上古人了。今人不但好处不如古人,连坏处也不如古人了。三种毛病是狂、矜、愚。“矜”,朱注说是“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论语•卫灵公》 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朱注说是“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这个“矜”字的意义本是“矛头”,现在还留在“骄矜”、“矜持”中。孔子还算它是君子的属性,所以说,虽是毛病,古时还属于君子,今日则属于小人了,变质了。朱注说是“伤俗之益衰也”。古之“矜”不争,不伤人,今之“矜”要和人争斗了。“忿戾”是脾气大。今之“矜”不是古之“矜”了,不仅自大,还要伤人了。且看徐文长如何作这一句的文章。
“其视己也常过高,而身心性情之际每怀不平。
其视人也常过卑,而亲疏远近之间鲜能当意。”
这两股明白如话,一眼可以看出八股的最简单体式。意思很清楚。看自己过高,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尊重,所以心中时刻不平,不满意。看别人太低,所以亲近和疏远都很少能合自己的意。
“义利之辨未尝不明,但其所见者自以为义,而谓天下则皆利也。
是非之故亦未尝不悉,但其所执者自以为是,而谓天下则皆非也”
这两股和前两股—样简单明了。义利是孔孟极重视的。“矜”者不是看不清楚,只是自认为是义而认天下之人都是利而不义。是非也分得明白,但总是自以为是,认为别人全都不对。看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好,不如自己正确。
然后总结两句。
“此非直浑厚醇大之体无所望也,好胜不巳,而其势必至于争矣。”
前面追溯“忿戾”之来源,现在点明结果,暗示孔子在别处讲的“君子矜而不争”以及朱子在注中也讲到的“争”字。说,这样的“矜”不仅是不能“浑厚”,而且“好胜”下去结果必致争斗。这大概是全文的末尾。从结构及语言说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文。从一般听谓风格说是明白朴素。若就文如其人的风格说,一点也不像狂士口气,倒像是客观分析狂士的心理和行为,把“矜”字作为骄矜而处处与人争,满肚皮不合时宜,表述出来,大有圣人之风了。《丛话》在后面作评语说:“按此文直是文长自作小传。可见狂士并不讳疾,特自知其疾而不能自医耳。”这好像是把徐文长当作一般的狂士。但狂士怎么能这么有自知之明呢?所以实际上又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狂士。随着便是简略叙徐的小传?又引别人的话把徐渭和 陆游并列为绍兴的著名文士。引袁中郎(宏道)的话称徐文长是“有明以来一人而已”。如此推崇。小传中又点出他是佯狂避祸,说出身世之惨。结合来看,这评语说的其实是徐不是狂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来是连诗文评也往往和许多诗文一样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指南道北的。仅仅分析语言是判不明这类风格的。评者是大官,对狂士只能这样表示同情才恰如共分。这也是八股的要求,不能出格。当然决不能说,所有诗文和诗文评都有“指他”意。只 是说诗文要结合作者的人来看,即使是应考的死板的八股,作为文体,也能透露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从语言上也可见风格之异的为例,和前引文对照。这是清初的八股。前引的是明朝晚期的八股。
尤侗是—个著名的有些放荡的文人。他有八股文游戏之作,不用《四书》题而用《西厢记》的戏曲语为题。《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更为有名。据说这篇文还被康熙皇帝看到,因而和他能做京官有关系。《丛话》中引尤的《西堂全集》卷端“恭载”的一位“国师”记的“语录”,说皇帝同和尚谈过这篇文。皇帝说,状元是尤侗的学生。尤是老师还不是进士。和尚说,你大权在手,要他做官还不容易。这显示皇帝爱才而尤西堂藉此保护自己的游戏文章和戏曲。康熙的话中说到尤在“九王摄政时复缘事降调”,透露出皇帝注意察访,这里还有政治气息。康熙也许正因此才把这位顺治时的“拔贡”(秀才级)拉出来参加“博学宏词’,做了官,而不怪罪他的作品不正经。这段皇帝同和尚的对话加上那篇《西厢》八股合起来 看,更能显出“指他”的意义。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这位清代苏州文人尤侗的文章被认为“惊才绝艳”,且引两段来和明代绍兴狂士徐渭的八股对看。这是正经时文,并非游戏之作。题目是《士见危致命》,出于《论语.子张》,本是子张说的话。另—处孔子说过“见危授命”的话(《宪问》)。尤侗发挥读书人“士”在“朝廷”(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要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致命)。这两股是“起比”,即“小讲”以后八股的头两股。
“朝廷廉耻之风半销于肉食。故逢掖之意气直驾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优游养望,则当年草庐歌啸,何取侧弁而哦忠孝之经?”
这一股说朝廷的大官(肉食者,见《左传》)多半寡廉鲜耻,所以穿宽袍大袖衣裳(逢掖,见《礼记》)的儒生的意气胜过公卿。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到了国家危亡之秋还悠然自得培养自己的声望,那么当年在草屋里何必洋洋得意衣冠不整而诵读忠孝的经典?(“侧弁”是歪戴帽子,本指醉酒的官僚,见《诗经.宾之初筵》,是讽刺周幽王君臣宴会的诗。)
“草野游侠之行或成于笑谈。岂庠序之风流不如闾巷?使处倾侧扰攘之际而隐忍偷生,则他日史册讥评,安能俎豆而入名贤之传?”
这—股从另一方面说。草野的游侠之行在笑谈之间就有。难道学校(庠序)里的“风流”人物还不如街巷间的平民?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在国家大乱朝廷倾侧之时还隐忍偷生,那么以后史书上说出坏话,他们又怎么能到文庙里享受祭品而且列入名贤传?
前一股讲不做官的应当胜过做官的。读书人若在国家危亡时仍啸傲山林,当年还何必读书?后—股说街道上还有讲义气的侠客。读书人若在国家危险时还隐忍偷生怕死,岂不是不如文盲老百姓?这想必是尤侗被贬后作的。康熙皇帝不怪罪他,还赏他官做,原因之一可能是尤侗在八股文中还说书生报国而不怨朝廷。当时初平“三藩”,天下还不安定,所以要这样收揽人心。到雍正、乾隆时便认为天下已定要严惩不轨文人了。到道光时又有了危险,所以梁章钜在《丛话》里(卷八)公然提吕晚村(吕留良)之名而不忌讳了。
这两股都是着重一个“士”字而发挥“见危致命”。文章风格和前面引的一些比较一读即知其不同。这可以从文“体”的语言方面分析出来。例如,作长句子,用典故,用形象词,不避《四书》以后成语,以提问表达正面意思,着重平仄对偶腔调,都可以分别。最后这一点,在从前习惯于“吟哦”诗文的读书人不念出口也知道。每一顿处前后都是平仄相间,两股又是落脚平仄相对。前股是“风、食、气、卿、秋、望、啸、经”。四对平仄相间。后股是“行(去声)、谈、流、巷、际、生、评(平声)、传(去声)”。也是四对平仄相间。前股平起平收(风、经)。后股仄起仄收(行、传)。这样排比句子和律赋相同,而且用的正是—些四六句中夹虚词。这就是从语言查风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和前面所引—比,徐文明显不是赋体,是骈体散文。汤文虽像四六句,但无铺排,句式类似而调子不同,用形象词也多寡有别。不检全文,就这一点即可见文章风格不同。对于辞胜于意的文,从语言分析文体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用典故成语乃是古代诗文的通例。春秋战国之文引典是《诗》、《书》,传说,以前的积累不多,本身即成典故。汉代起用典渐多。魏晋六朝便大量运用这一积累。以后的作品,若不熟悉典故成语,很难读出滋味,甚至难懂用意。望文生义往往出错。读文不等于猜谜。这一点比外国作品,尤其是近代观代的,不一样。他们多用今典,但也用古典如《圣经》、莎士比亚的名句之类,不知者也会望文生义。文学语言有继承性,不用典故成语(包括古典、今典)是不可能的。用得太多了,陈辞滥调堆砌成篇,当然不好,那就板滞而不能生动了。以上所说,自陆机、沈约、刘勰以来,即为读书人常识,所以很少有详细说明的(多仗口授)。评文常依此为基础而论列己见。今人读古人文不可不注意古人不说的常识。
若从人格见风格,以上所引当然远远不够。《丛话》是用官方正统眼光口气,所选不能代表作者。可是也可由—斑而作推测。这三位文豪都写戏而且作品的地位很高。这在考卷中未必能看得出来。三人中只汤—人中过进士而官运不通,考卷可能同样不很中规矩。这里引的大约不是考卷,那就更能透露才和“气”。汤的讥讽,徐的冷静,尤的慷慨陈辞,都可见其为人。尤的两股中用词的口吻也有活人气味。如“危急存亡之秋”(《出师表》),“草庐歌啸”,使人想起诸葛亮。“游侠”,“闾巷”,“隐忍偷生”,更是抬举平民。尤的文章不被考官所赏识,屡试不中。因作戏曲《钧天乐》讥讽考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的科场大狱据说即由此而起。可见八股、戏曲和政治都不离文人之手,是不能不相关的。可惜现在不能将三人的八股和戏曲全文对读。
《八股评罪》中引了王渔洋、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本文又引了汤若士、徐文长、尤西堂三位戏曲家的八股,还有林则徐和其他人的八股也很有意思,不多征引了。为了说明我的推想,再举一例。
高鹗是补足《红楼梦》的小说家,又中过进士。他有《兰墅制艺》收八股文二十七篇的抄本,是传观的,上面有许多别人评点和他自己批的意见。全本现已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出来。在《高兰墅集》中也选印了三篇。观在从这三篇中摘出一段,以见为应考中式而作的文是什么样。
(作者注:请参看拙作《高鹗的八股文》,原载《读书》1988年第1期,收入《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
题目是《麻冕礼也今也纯》。题上加了三个圈,可见还是得意之作。作者在文后自记:“此满洲科试题,针对下节须在用笔浅深—重—掩之间。诸生论题,为拟此艺。”可见这是“程文”,即范文,给满洲考生作样板的。
这题出于《论语•子罕》,全章是两股文,一股“从众”,一股“违众”。每股各以古今相对。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一章讲的问题是应当从古礼还是从今俗。题目只是前半的一半,所以不好作文。照朱子注说,冕是帽子,从前用麻织成是礼所规定的,现在改用“纯”即纯丝。朱子说,用麻布共需“二千四百缕,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所以孔子说的“俭”是指用料,不是指价格。(那时还没有商品市场吧?)孔子“从众”随俗了,不依古礼了。但下文又说,众俗不正确的,“虽违众”,还是不从俗。这个题只有全章的四分之一,要照应下文及全章主旨,又不能明白说出,怕“犯下”,所以“诸生论题”,高进士要出来示范了。“破题”是:
“圣人惩废礼者,而先举变古之一端焉。”
真是“破”得妙。照顾全章说不废礼而先说废礼,要说不变古而先说变古。这正是古文作法的一诀,从《四书》得来。接下去是“承题”、“小讲”。
“夫礼以示别,通古今一也。如之何其废之?圣人有忧焉。故先举麻冕以纪变云。”
这是着重“礼”字。礼是尊卑有别,题的下文就着重这一点。《自记》和评中说的“浅深轻重”就是七个字题中前重后轻,不能说“从众”,也不能说“违众”。这一段语句通顺,虽是文言,如同白话。
“今夫立乎后世以观古人,则古人何事而不形其迂拙乎?然而古人安焉者,非其智力有不足也,其心有所甚谨而不敢如后人之肆耳。”
着重古今对照,又为古人回护,完全依照题意。照应全章而说话只限于七字题,仍是用照顾全局声东击西妙诀,揣摩孔圣人的主要用意是不能“从众”废古礼。用今人眼光看古人,古人有什么事不显得迂拙呢?并不是古人智力不足所以安于迂拙,是古人谨慎于礼的规定,不敢像后来人(今人)这样放肆罢了。
“即如一冕也,古者何如,今也何如乎?”
点题,说出具体的冕:帽子,古今对照,用三个短句子,又“也”,又“乎”,这就是“起手”,要分股对照古今了。这正是题目的全章两股中每股的结构。
“起比”的前一股(出比)只两句。
“且古人非不知麻之不便也,而乃以繁重委曲之致待后世之变更。”
“对比”是—个路数。
“且古人又非不知有便于麻者,而故以迂拘繁琐之为滋后人之异议。”
总之,古人没有不对,也不是不知,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呢?
“然而古人胡为而必麻冕乎?曰:礼也。”
归到“礼”上,点出题字。文稿上有眉批说:“礼、也二字有千钧之力。”这两个字本是抄的题目,但这里一“乎”一“也”,一问一答,回答只两个字所以拉腔截止有力。若不是照从前人那样一路吟诵下来而照白话文那样用口语腔调一字一字说,就不能体会到这两个字的“千钧之力”不是指意思而是指声调,即文“气”了。古代书面语诵读起来是另一种语言声调。汉文和汉字密不可分,靠虚字传神,在八股中最突出,比只有一种腔调的骈文更简短集中而强烈。下文随即承上启下作两句。
“吾尝即先王制冕之意重思古人秉礼之心。”
“吾”字是代孔圣人说话。这样便开始了文章的中心部分即“中比”和“后比”,共四股。文稿上这四“比”旁加了浓密的连圈,是见重视和欣赏。这里抄起来太长,讲起来太繁,且跳过去抄结束语。虽然,吾也,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复古亦未敢轻言,而曲求犹尚有可谅。麻而纯也,或者其俭之足取也。至拜下,则岂复可言哉?“吾”字仍同前文代表孔子。这一结把中间说的古人重视帽子重视头(元首)和今人“是今非古”又“贵今贱古”拐了个弯,以便隐指下句“从众”。末尾点出题中已有之“纯”,又提出题中未出来“俭”,还提出题中未有的下文“拜下”,隐括全章。大概是那时对“犯下”不那么严禁,所以不算毛病。那两句对偶大约算是“束股”,连前共八股了。文后有条评语中说,“真有无限感慨,无限委曲在”。文稿前有封信,称赞作者“代古人立言,设身处地,独得真诠”。这都可算是说八股的风格吧?“设身处地”是说八股需要揣摩圣人。小说戏曲何尝不要这样揣摩书中人物?揣摩的不同便可写出不同的文章,所以题目有限,文体有定,而文章无穷废话无尽。八股像戏曲,古人已说过(见《丛话》)。戏曲家会作八股,前文已引过。若熟悉了古时人的—套读法,读得进去,就会觉得尽管文体死板,文句往往欠通,文意毫不新鲜,但也往往另有趣味。若读不进去,便是古时书生,也是一辈子未必写得通,可是倒不一定中不上式。试卷是给官和皇帝看的,塾课、社课是给老师和朋友看的,像尤侗作的“西厢八股”一类则是给自己和知交友人及“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看的,各各不同。这一篇是高鹗作出给满洲学生示范的,是正经之作,所以小说家的笔调不见,小说家的揣摩工夫还有。这里引来作为正宗文章的—例。但这还不是中解元、状元的“元墨”。那些高中的文章还得更加死板和欠通才不致出错。像这篇文尽管歌颂“元首”,恭维帽子戴在头上,但议论今人古人仍然有点不妥,碰巧也说不定还会遭到“磨勘”(复查)。试想,考题一样,考卷千篇—律又不是重抄,考官—一看去,岂不头昏脑胀?所以中式别有奥妙,仿佛是命了。故事很多,不必多说了。
风格和人格的关系,在八股中只能是透露,在别类文中就堵不住了。仍举高鹗为例,因为大家对这位“红楼外史”比较熟悉。
《兰墅砚香词》稿本虽然只有四十四而且有的涂改得很利害,有些句子加上密圈,有些首在页上端批“改”字,可见确是稿本,不是定本。这些比八股又接近小说。词的体式要求严格不亚于八股,但非供考试,比八股更能露出高君的面目和心境,像是他的词中句子:“青帘遥飏小红楼。”不妨说得多些。似与八股无关?实是有关。
先引一些词牌下注题目或“本事”的。有的是“戏书”,“调(开玩笑)某某”,“遣闷”,还有为别人“悼亡”的,这都不必说。有一首咏“梅花刻底鞋(涂去)”的《菩萨蛮》,说,“红绫三寸泥金绣。玲珑重底尖儿瘦。”“点点星星地,拖逗人心碎。犹自假殷勤,轻开半幅裙。”虽说“三寸”,未必是“金莲”。鞋底能雕花,应当是满族妇女穿的“花盆底”鞋。满人是不缠足的。高君是汉军旗人,不会咏小脚。但题下五字写上又抹去仍可见字,上端又批“改”字:大概是还有点觉得咏女鞋不妥吧?还有一首《唐多令》,题下注“题畹君画疌”,上边也批“改”字。画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龙便请同舟。”“好共我,赌风流。”关于她,还有首词,下文再说。又有一首《玉蝴蝶》,注“咏蝶”。“欲扑还休,有多少旧恨重牵?”“小垂手画栏凝睇,悄低头绣带频撚。”不会令人想起宝钗扑蝶吗?一曲《满红红》下注:“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土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词中说:“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这天付两件乍凄凉,谁同话?”“对苍苍, 独立复何言,西风下。”可见高君是多情人,补《红楼》也是别有怀抱的。辛丑年(1781)离他戊申年(1788)中举只有七年,正是补《红楼》之时吧?作八股与此并不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四首词连续成一个故事。现将四首题下分别注的话连起来。因为上批“此叙归一处”,所以也是作者原意,不仅为抄读方便。第一首注“本意四阕,为李氏女作”。以下是“女十四,从兄人家塾,学执笔,而性极慧,善解人意。(一)十九,归鲁氏。婿病消渴,家人不知也。女归,始知之,然亦讳言之。(二)及母知婿病,听人言,送女还家,居近百日。婿益病。后乃力疾迎女去,而病始渐瘥。总计琴瑟之好止此月余耳。(三)五月初,婿以误饮剂,竞亡。女绝粒数日,不得死。继以翁姑家人泣劝,乃矢志终老焉。”(四)四首的词牌是:《好女儿》,《锦帐春》,《怨东风》,《酷相思》。末首云:
惭愧春风刚一度,怎犯天公怒?不道你抛人真个去。郎去了,归何处?郎去了,来何路?便是阎君不受赂,也许亲人诉。倘行到阴山谁看顾?郎未到,须先往。郎若到,奴来晤。
这里没有对“薄命司”的同情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影子吗?
更有意思的是高鹗对尤侗的作品很熟悉。《怨东风》一首下注:“本名醉东风,西堂百末集作怨东风。”从了“尤名”,即尤氏用的词牌名。又有一首《百字令》,题下注为“潘左卿席上”。下面两字涂去,但看得出是“小伶”二字。词尾又有注,中有涂抹,现将抹去字加括弧,录如下:“尤西堂(观剧词云),自笑周郎愁眇眇(句)注:(余)短视,故云。(仆亦短视,两步外不睹也。故戏用西堂句。)”这是说明词中一句“却笑西堂愁眇眇”。不可忘记,古时很少近视眼镜,而且在长辈面前或大庭广众中是不能戴的。戴眼镜被认为不礼貌。所以尤高二人看戏也看不清“秋波那—转”的吧?从这里是不是又可见芳官、琪官(蒋玉函)等红楼伶人的影子呢?这首词涂改得很利害,可想见当年又想写又有顾虑的情状。这难道不是“红楼外史”高君补《红楼梦》时的心情吗?
还有,他为畹君题画扇,这是什么人?在《金缕曲》即《贺新郎》词题下有注,也是勾勒改动而且有粘盖另纸。但原文还可看出。影印本不全也不清楚。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录出来”附在《校记》中,抄录如下:
不见畹君三年矣。戊申秋隽,把晤灯前,浑疑梦幻。归来欲作数语,辄怔忡而止。十月旬日灯下独酌,忍酸制此,不复计工拙也。
共四十八字。涂改粘贴后在影印木中只见一行及四字,可见当时欲写又止欲罢不能情状。戊申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隽”是中举人了。辛亥(1791)作《红楼梦》全本序。乙卯(1795)以一篇八股文得“钦取第二名”,中进士了,而且是“榜眼”。《砚香词》题后又一行题《帘存草》。“自甲午迄戊申”(1774—1788)。这首词及另一首《南乡子》均注“戊申秋隽”。中举前十几年正是修补《红楼梦》的年代,与作词同时。高序是辛亥(1791),程刻出序及书是乙卯(1795),即高中进土之年,距中举及编词草七年,距词集中初作甲午(1774)已二十年了。中举之后,词也不作了,小说也不补了,只有八股作到中进士以后。
这首《贺新郎》全词如下:
春梦年来惯。问卿卿?今宵可是,故人亲见。试剪银灯携素手? 细认梅花妆面。料此夕,罗浮□幻。一部相思难说起,尽低鬟默坐空长叹。追往事,寸肠断。
尊前强自柔情按,道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把未死蚕丝牵恋。那更眼波留得住,一双双泪滴珍珠串。愁万斛,怎抛判。
□字是影印本不清楚。“旧盟须践”的“须”字下加圈,因为此处共写了四个字都涂去了,只用三角形勾出这个“须”字。本行中原字看得出是个“重”字。余两字看不出。“旧盟”怎么办?“金玉良缘”乎?“木石前盟”乎?难哪!
这词以后是最后一首未题“本事”的《惜余春慢》,更不可不抄出。
春色阑珊,东风飘泊,忍见名花无主。钗头凤拆,镜里鸾孤,谁画小奁眉妩?曾说前生后生,梵呗清禅,共谁挥麈?恰盈盈刚有半窗灯火,照人凄楚。那便向粥鼓钟鱼,妙莲台畔,领取蒲团花雨。兰芽□小,萱草都衰,担尽一身甘苦。漫恨天心不平,从古佳人,总归黄土。更□伊槌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莫怪天心不平,从古红颜,总归黄土。纵凭伊,打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
“共谁”二字原稿圈去,旁边写了三个字,都涂掉了。□字是影印本中辨不出。末尾括弧中字是原稿用纸粘盖,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趍录出来”的。这首“惜春”词还不明白吗?惜春和宝玉非出家不可了。黛玉也活不了。说不定这是高君补足《红楼梦》以后作的。是不是畹君也死了或是做了寡妇或是出家了?
为什么讲八股文“心”到了末尾要抄这些词?正好和八股对照。词是字字句句都要依韵律填好歌唱的,比八股的吟诵腔调还严格。内容多是言情,和八股“代圣贤立言”说理又针锋相对,都用自己口气而一是“代”自己一是“代”别人。然而高鹗的文和词是一个人作的。两者中间有无通气之处?这是中国古来文人的处境所形成的人格和风柏吧?不能说他们都是两面国的人吧?前文引的三位作家,临川汤若士,山阴(绍兴)徐文长,长洲(苏州)尤西堂都是戏曲名家,徐还是书画艺术家。奉天(铁岭)高兰墅是小说家。《八股评罪》中引的新城王渔洋,仁和(杭州)袁随园都是诗人。这些人中,除徐—人外都是进士,做过官,又都会写两种文。看起来还是高比较小心翼翼,词稿改来改去,到中举截止,恐怕也没有刻出来。他补《红楼梦》也是宝玉终于中举,却又出家当和尚,还在序中声明“不谬于名教”。从这最末一首“惜春”词里可以看出一点信息吧?难道不中举不做官的曹雪芹就能放言无忌?也怕不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都是为什么?五百年间,从八股文到戏曲小说,除有些戏曲小说底本是出于艺人以外,都是出于古代大大小小会作诗文的读书人的笔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同时赶了一辈子考,能说他是两面国的人或低能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马二先生的嘴说,“便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句名言,在《丛话》(卷二)中说是朱子(熹)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然岂能累我孔子耶?”他认为,“世间非是科举累人,乃是人累科举”。那时有“经义”,还没有八股,可是汉朝有对策,唐朝考诗,宋朝考论,都有八股气。难道孔孟忙于周游列国向“问政”的国君和其他人论道不是八股的前身甚至胚胎吗?从秦设“博士”又“以吏为师”,以后就科举不断,日益发展,直到清末。甚至波及出家的道士、和尚,难免带点八股气。八股文是应试科目及文体中的最后一个。八股和诗文似截然相反,难道真不通气吗?拟人,代人,揣摩心意,琢磨词句,在枷锁之中自由活动,在下笔之时考虑枷锁,学会—种和口语不同而也能抒情达意的书面语,学会用种种方式表达种种非如此不可的他人及自己的情意,这些不是从前人开口读《四书》付就得到无形传授的吗?八股的致命处可能不是规格严而是出《四书》题限制。八股已经灭亡了。但是,若对八股毫无所知,对古代文学和古时读书作文之人的了解能够全面而深入吗?恐怕至少是会有一点欠缺的吧?文心,文心,由文究竟能不能见心呢?